余永贤教授依据产品特征，将医疗定义为一种“专家物品”，即医疗是一般使用者很难评估其价值而需专家鉴定的产品。在医疗市场中医生和患者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若缺乏合适的监管机制，单纯通过市场来配置医疗资源会存在一定问题。一方面，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患者所支付的费用，他们有倾向采用较为昂贵的诊疗方法。另一方面，患者缺乏能力分辨哪些诊疗是必须的，在支付高昂费用的同时容易对医生这一群体产生不信任感。因此，余教授认为缺乏有效监管的市场化是当前我国看病难、看病贵及医患矛盾突出等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余永贤教授指出健康作为一种准公共品直接和个人相关，同时也对家庭和社会产生影响。医疗服务应该由政府来提供。欧洲很多发达国家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在这些国家，民众个人医疗负担较轻，但随着社会老年化的不断加剧，政府财政支出压力也在不断上升，并且存在严重的过度医疗问题。结合健康的准公共品性质、国外的经验及当前我国医疗市场面临的问题，余教授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政府应尽快恢复承担医疗经费的责任，医院行政人员和医生的薪酬依据绩效制定并由政府支出；需采取共付制度，患者支付的费用归政府从而避免因为医生采用昂贵的诊疗手段而引起过度医疗问题；发展私人医疗市场，同时加大对贫困人口的医疗补助。

在点评环节，俞卫教授认为公立医院应该承担三级医院营运和科研的任务，其余部分则由市场提供比较好。原因是在政府提供的情况下对医生绩效的评估和医院的监管难度大且成本非常高。俞教授指出，当前我国医疗契约关系主要是患者同医院之间的，医生对患者的责任关系则非常薄弱。相比较之下，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有较完善的家庭医生网络，医生和患者间会建立长期关系，医生成为患者的代理人，这样可以避免很多问题的出现。但目前我国相应的监管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家庭医生制度还未到推广和实施的阶段。

李婷助理教授认为在没有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情况下，无论大病小病只要条件允许患者都会去大医院就诊，这是我国看病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基层医院的薪酬水平和硬件条件较难吸引或留住优秀人才，难以获得民众信任，这些都造成患者倾向于去大医院就诊。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医疗的比重不断上升，但同时民众自付金额也在大幅上涨。她认为这同公立医院从政府处获得的补贴有限、医院需要通过销售药品和提供各种检查服务来获取运营成本有关。随着医患矛盾的增加和医生社会地位的下降，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从事医生这一职业，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改变这一趋势，让更多的优秀人才成为医生以增加医疗资源的供给。

在讨论环节参会嘉宾们同主讲人进行了积极互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寇宗来教授认为当前医疗市场存在的很多问题恰恰是非市场化因素导致但却被误认为是市场化的结果，并探讨了引入互联网加强对医生监管的可能性。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钊教授认为，国家主导的医疗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激励医院去客观评价医生绩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王永钦教授认为医疗产品作为一种信任品，需要通过第三方机构来监管或医生和患者间建立长期关系。

撰稿人：唐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