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1日，第10期“中国大问题”讲堂“货币与信用：一个中国的历史故事”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5会议室成功举行，主讲嘉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德斌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李丹副教授担任点评嘉宾，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吴建峰副教授任主持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以及其他学校的教师、校友和学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马德斌教授指出工业革命是历史大分流的起点，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但在货币制度上中国却远超西方国家。早在宋朝时期，中国当时的传统政权凭借中央政府的权威就已经开始实行纸币制度。但后来因战争等因素，政府大量超发货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致使政府信用破产。民间也因此弃用纸币，转而重新使用白银等金属铸币。宋朝灭亡后，元朝和明朝也都推行纸币，最后都导致通胀，由于宋朝之后政府货币的超发的历史教训，清朝都对纸币避而远之。

马德斌教授认为欧洲国家较为分散，国家权力也非常小。欧洲早期的重要货币基本上来之于高端商业化的自治城市，因为在单一城市中货币的发行和管理较为便利，这比较容易保证货币的信用。英国光荣革命导致了财政与金融革命，进一步促进了信用货币在大范围的实施。而市场中对越来越小额面值的货币的需求，也是最终导致走向法定纸币的重要因素。

马德斌教授指出，纸币在中国再一次恢复信誉是从晚清开始。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因素，一是在上海租界地区汇丰银行和中国银行等通过银元担保发行纸币，并经受住了挤兑风波；二是英国人赫德帮助清政府建立了一套高效的海关系统，海关直接将规定为偿还政府公债的收入存入汇丰银行和中国银行而非交给清政府或北洋政府，这使主权信用得到提升。

在点评环节，韦森教授认为应把货币制度放入到整个国家制度中去考虑。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皇帝和朝廷政府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导致中国从春秋时期到清朝基本是是铜铸币，到了元代和明朝前期，中国采取纸币制度，而到明代中后期主要采取称量白银做货币，并附有少量小额铜铸币，而西方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当代社会之间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则主要是黄金铸币。这说明东西方社会不但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演化路径，实际上也有着不同的货币制度。此外，韦森教授认为货币制度史目前在国际上和国内的研究都非常少，并呼吁更多的年轻学者投入到货币制度史研究中。

李丹副教授认为货币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们的一种认同而已，将现在所使用的概念运用到历史事物上时应当要谨慎，并认为中国古代的“交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因为其没有解决储存价值。

在讨论环节，马德斌教授指出不应简单认为货币超发导致政权更替，还需考虑到哪些因素导致了货币超发。韦森教授进一步指出，宋代灭亡最重要的因素是政治原因；元朝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与采用纸币制度所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有关；明代灭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战争开始大量征税所导致的。孙立坚教授就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无法传导到实体经济提供了一种解释，认为或是宽松政策实施后，大家预期会通胀房价要上涨，导致资金争相进入房地产市场，而非实体经济。

撰稿人：唐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