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0日，第18期“中国大问题”讲堂“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文化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政治与经济秩序”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顺利举行，讲座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联合主办。
讲座嘉宾包括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姚洋教授、复旦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包刚升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许纪霖教授以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白彤东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章奇教授主持。
章奇教授在开场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受到地缘冲突、技术变革、产业链重构和民粹主义浪潮的多重冲击。中国正处于从粗放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如何在现代政治伦理、市场原则和治理能力建设框架下吸收并转化传统政治与经济思想，是一个兼具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的重要议题。他强调，单一学科难以回应复杂问题，需要经济学关于激励与资源配置的分析框架与政治哲学对秩序与正当性的思考相结合，通过多学科对话探索制度优化的新思路。
白彤东：从先秦政治哲学看现代治理的思想资源
白彤东教授首先发言，回顾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反传统潮流，指出“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历史上主导了中国的现代化论述，而实际上儒家与法家的思想中蕴含了丰富的现代性资源。他认为，将中国自秦以降的历史简单归纳为“封建专制”是一种误读，西周的封建制度更接近欧洲中世纪，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周秦之变”对应于欧洲的（早期）现代转型阶段。
白彤东教授提出，先秦诸子普遍接受“起点平等”的理念，并主张在平等基础上的“选贤任能”。他将这种“机会平等+能力甄别”的制度设想视为现代贤能政治的早期形态，认为其在当代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冲突提供一种解决。儒家思想以民本为核心而非民主，其贤能政治理念若以宪政化、制度化方式落实，去制衡民主，可以更好地保卫自由。这种自由混合（民主与贤能）政体可能会是更好的制度。他同时指出，中国法家最早提出理性官僚制，秦朝在韦伯意义上是世界上第一个政治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在家长制（patrimonialism）回潮的当代，这种去人格化的理性官僚体系对现代国家治理仍具启发意义。
在随后的讨论中，姚洋教授首先回应，赞同白彤东教授关于传统思想现代意义的分析，但提出“平等”在先秦更多体现为打破血统限制，而非现代意义的政治平等；选贤任能本身仍是一种差序结构，应当区分社会机会平等与政治权利平等。
包刚升教授从比较政治视角提出不同意见。他指出，“封建专制”并非西方概念，而是中国自身在唯物史观框架下的产物；同时，若无工业革命这一偶然事件，所谓“现代性”或许并不会出现，因此以春秋战国类比欧洲近代具有方法论局限。他进一步追问：为何先秦儒家关于“君臣平衡”“君民平衡”“道在君上”的理念在后世演化为君主中心主义？他认为，贤能政治在历史运作中或许更接近理想层面的应然，而非现实的实然。
许纪霖教授则从思想史角度指出，贤能政治是一种“次一级制度”，可与多种原层次制度结合——既可与民主共存，也可服务于封建或集权体制。关键在于“何为贤能”以及如何科学选拔精英；他举例分析了当代美国民粹主义与科技精英主义的结合，指出现代政治体制的精英结构仍在不断重组。
白彤东教授在回应中强调，应区分机会平等与政治平等，反对将“极端平等”神化为意识形态；他提出儒家贤能政治与美国早期联邦党人构想的混合政体高度相似，并进一步提出三种现代可行的精英选拔机制：（1）间接选举；（2）资格考试或专业测评制度；（3）基于过往公共职务表现的择优晋升机制。他认为，西方平等主义的泛化导致了对自身贤能政治传统的遗忘，而中国思想为重新思考自由与秩序的平衡提供了不同样本。
姚洋：经济分权、贤能政治与中性政府——重释中国经济奇迹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章奇教授以“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为引导，邀请姚洋教授就“中国古典政治思想是否仍能为现代经济繁荣和治理提供助力”发表看法。姚洋教授认为，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经济成功，不能简单归因于市场化改革，而在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机制。他总结了支撑中国增长的三大关键要素：（1）高度分权的经济体制——中国在财政与行政层面均实现了全球罕见的经济分权；（2）根植社会的贤能主义文化——选贤任能的传统深植于社会心理与政治实践，形成“能力与实绩挂钩”的晋升逻辑；（3）中性政府——政府不为特殊利益所捕获，而注重一般大众利益。政治上集权和经济上放权相结合，实现治理的纵横平衡。
姚洋教授指出，中国的成功经验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的互动：地方官员的激励与责任体系、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政治伦理，以及中央政府超越利益集团的角色，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
针对姚洋教授的观点，包刚升教授认为，士大夫“廷杖”精神既可视为气节，也揭示了君主制暴虐的现实；学者在引用历史时应避免选择性论证。他进一步提出，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与儒家“道德人”难以兼容，二者如何共存是根本性问题。
姚洋教授回应称，经济学的理性假设仅为分析工具，而非信条；儒家的人性观更接近“自然主义的多样人性”，并非简单的“性善论”。他强调，社会的贤能主义传统在革命与变革中并未消失，而是通过家庭与社会关系延续下来。中国的分权治理与精英选拔机制，正是这种文化基因与制度创新的结合。
包刚升：传统的社会事实、现代化的“双刃剑”与利维坦的再造
包刚升教授以“八句话”回应“全球大变局与中国现代化”的主题，从比较政治与文明史的角度，系统分析了传统、文化与现代转型的关系。他首先指出，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事实”——无论其好坏，它都构成了现代化的起点与约束。我们对传统既要尊重，也要反思；不能仅因“祖宗留下”就怀抱“温情与敬意”，而应以文明标准衡量其价值。
他进一步强调，中国文明之所以长期延续，地理格局是关键。中国幅员辽阔、地势封闭，东南有海、西南为山、西北为漠，使农耕文明在与游牧文明的长期博弈中保持制度与文化的优势。这种地理条件导致外来征服往往止步于军事层面，而难以取代制度与文化，从而形成了文明连续性。
在讨论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时，包刚升教授提出，历史与传统既是资产也是负担。相较于仍陷族群对立、制度未成型的非洲国家，中国因历史悠久而具备文化与制度资本；但传统中亦包含与现代性相抵牾的因素。亨廷顿曾指出，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起飞后往往“反向寻找传统”，以传统论证成就的合理性，这种“文化回溯”虽便利，却可能成为现代化的阻力。包刚升教授称，这一现象在中国、印度、土耳其等文明古国普遍存在，是“双刃剑”：既可增强合法性，也可能固化旧做法。
在方法论上，他提醒不要以“传统的伟大”解释当代奇迹——因为“传统是常量，经济成就是变量”；若传统真能解释发展，为何在百年前并未成功？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换。他主张日本韩国的现代化路径值得借鉴——在保留文化连续性的同时，充分吸收现代制度与市场逻辑，实现对接与重塑。
关于实现路径，包刚升教授提出三重机制：市场、制度与教育。市场通过规则塑造行为与习惯，制度与法治提供稳定的预期与边界，而教育与教化则完成观念革新。他警示中国正处关键十年——未来走向“深圳还是鹤岗”，取决于制度与文化能否完成再造。最终，他以“利维坦”比喻总结：要在现代化中既制造利维坦，又约束利维坦，在有效国家与有限国家之间找到平衡，方能让古老文明真正实现自我更新。
许纪霖：经济奇迹的代价、价值优先与多样路径的现代化选择
许纪霖教授指出，在比较政治与经济发展讨论中，长期流行将体制简单二分来解释增长与可持续性，但这一话语遭遇了大量难以解释的反例。他据此将问题聚焦为：当一个国家追求“经济奇迹”时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由谁承担、由谁来决定何为优先？
他提出，“现代化模式”的核心在于价值的优先序：把哪一种目标放在最前，以及为此允许哪些目标让位并承担代价。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为例，把“富强/经济发展”置于首要位置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相关代价也客观存在；在进入小康、迈向中等发达阶段后，是否需要对“富强”与其他目标（如福利等）的优先性进行适度再平衡，成为现实而紧迫的议题。
围绕“谁来决定优先序”，许纪霖教授比较了两种路径：（1）民主程序可通过投票聚合偏好，但易受短期视角与民粹动员影响；（2）精英决断可能带来更长期与整体性的规划，但同时存在“押宝个人判断失误、让无辜者付出代价”的风险——现实中“说不惜一切代价的人，往往不在代价之列”，因此程序性参与与责任分担尤为关键。
在发展节奏与生活方式选择上，他强调多样化现代化路径的重要性：并非所有地区都要“卷向深圳速度”，也可以允许“像鹤岗那样成本较低、节奏缓和”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行选项。他以此收束为一条问题意识：在继续发展与避免“单一路径的高代价”之间，如何用可参与、可评估的机制，去决定优先、分配代价、保障选择。
本次讲座以“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为主线，汇聚政治哲学、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多重视角，探讨了中国思想传统在当代治理中的潜在价值与风险边界，展现了复旦大学学术界以问题为导向、以制度为落点的跨学科研究精神。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撰稿 | 欧晟华
摄影 | 顾潇杨
编辑 | 朱红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