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3日下午，RICE-CCES沙龙系列第3期“供给侧改革”的障碍与途径”在学院714会议室成功举行，经济学院院长、RICE智库主任张军教授，来自经济学院各系所的林曙、王永钦、王弟海、葛劲峰、张晏，以及我院校友、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金煜老师分别做了主题发言，陈庆池、杨长江、杭行、兰小欢、吴建峰、朱宏飞、李怀露、卜南阳等老师和数十位同学参会讨论。
RICE智库提倡“基于研究基础的政策分析”和“基于政策问题的科学研究”，希望通过专家们的集中讨论和交流，厘清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特征、事实和机制，并就“供给侧改革”的问题代表复旦大学发声。
张军教授首先做主旨发言，题为“中国经济通缩：现在是关注需求侧问题的时候”。他指出，从2004年开始他就在公开场合批评了“三架马车”的分析框架，后来与朱天合写文章讲结构改革会成为增长的一个源泉，但是这并不否认中国现在面临的是需求问题，而不是供给问题。现在提出关注供给侧的改革，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需求上面，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来讲肯定是对的，但并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
通过分析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数据，张军教授指出，经济增长率的急速下行毫无疑问应该是需求侧的问题。需求的收缩已经形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压力。高融资成本对投资需求而言是巨大的抑制，而若没有投资需求，经济下行的压力是没有办法得到扭转的。而产生通缩压力的主要原因在于需求管理的失误。GDP的下行和增长率的下行，其实主要压力是投资的增长突然减速。这个减速在刚开始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在12年年底经济投资的增长率已经回到正常的增长率水平之下时，政府并没有真正去改变宏观的政策，而是依然采取严厉的紧缩，这就导致12年年底投资的增长率进一步回落，低于20%，13年再进一步回落，到14年差不多已经接近10%左右。这届政府为什么要坚持上一届政府最后一年采取的严厉的宏观调控可能跟一种思潮有关系，这种思潮认为我们需要经济更慢地增长来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调结构、去库存、去杠杆是其主要内容。在已经经过调控一年半、两年以后，在经济回到了比较低的增长速度之后，在需要开始放松来维持需求的时候，这种思潮坚持另外一种思路，认为我们不需要再关注需求的问题，我们需要经济下行，制造一种压力，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这种逻辑和思潮在08年以后中国经济学界当中是占主流的。这影响了政府的宏观政策，所以政府到今天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地要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张教授还指出，就债务存量而言，更加紧缩的政策会导致融资成本上升，债务负担加重，利息负债滚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债务存量并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流量，要想办法让利息滚动。从这个意义来讲，也需要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度下调人民币汇率，从而减轻债务负担。从经验来看，中国的债务有一个特点，它大多数的债务形成是用于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换句话说它是有资产支撑的债务，可以做资产证券化。由于中国的债务和欧洲存在巨大差异，我们不能沿用欧洲紧缩存量的办法治理中国债务，中国的债务在资产上面，保持一种需求增长，比去杠杆更重要。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应对通缩上显得有些迟缓，货币政策应该帮助结构改革，而不是去阻碍它。
最后，张军教授总结说，现在需求问题已经超过供给侧的问题，需要更多的人关注需求管理的危机或者是事务。任何一个经济持续发展过程当中都会不断产生结构问题，一些结构问题解决了随着收入的提高还会有新的结构问题，这是一个永续的、一直要关注的话题。但是我们并不能够舍近求远，忽视眼下更迫切的问题。
一个经济持续发展过程当中都会不断产生结构问题，一些结构问题解决了随着收入的提高还会有新的结构问题，这是一个永续的、一直要关注的话题。但是我们并不能够舍近求远，忽视眼下更迫切的问题。
林曙老师认为供给侧改革对长期增长很重要，但目前宏观经济主要问题是在需求侧，具体表现在物价和经济增速同时面临下行压力。在通缩压力和企业高负债的情况下，总供给的增加存在困难。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看，减税等政策效果可能被物价下行造成企业实际负债成本上升所抵消。比较可行的办法是降低企业的markup，特别是位于上游的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放开市场准入。另外，可以考虑结构性的供给端政策，淘汰不需要的落后产能让资源分配到更有效率的企业中。因此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林老师认为，目前当务之急是需要扩大需求。他建议：（1）供给端政策需要需求政策的有效配合，增加供给的同时扩大需求防止通缩加剧增加企业债务负担。（2）适度采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是货币政策的效应不宜太依赖，重要是让市场发挥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减少行政干预和隐性担保。（3）切实采取措施降低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可考虑资产证券化等措施。
金煜老师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依然面临下行压力。一些纯结构改革派提出比较激进的观点，希望结构改革能够“急行军”，产业结构向家庭消费和服务业转型以及城市化都要更快速地改变。纯结构改革的观点，往往会忽视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认为货币政策是无关紧要的，或者可能会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和其他经济问题，对改革没有任何的帮助。这些观点都是有误导的，结构转型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任何结构改革都需要在一个宏观经济环境中进行，什么样的宏观环境对结构改革更有帮助，是需要讨论的重点。
根据创新毁灭和债务通缩的基本理论，要破解经济转型结构中面临的恢复经济原有增长潜力的难题，政府应该提供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事实上，中国货币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为央行运用货币工具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央银行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越来越多。中央银行也的确采取了多种货币工具，越来越积极地运用宏观政策工具，但是它的行动不流畅、不决断、不够有力。
结构转型需要宽松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充足的资金配套来激励企业家创新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央行应该充分精准地执行货币宽松政策，释放明确信号，昭示保障结构转型的决心。中央银行不仅仅要有政策操作，还要进行积极表达。从组织和制度的角度而言，中国地区差异太大，不适合采取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集权中央银行制度，更需要向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这样的分权组织结构靠拢。中央银行应该是一个有效的制度，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各个地区的市场信息。中央银行也应该是有为的组织，做出精准的前瞻性预测，能够合理操作它的货币工具。
葛劲峰老师认为中国最大的结构问题在于工业和服务业的失衡。从跨国经验来看，服务业的就业占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而上升，然而和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的就业占比是非常低的，并且服务业占非农业就业的比例比所有国家都低。
根据Diego Restucia的研究，世界上中等以上发展水平的国家，制造业的TFP水平在1960到2000年相对于美国都是在上升的，但其中很多国家的收入停滞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服务业的效率并没有向美国收敛。这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中国未来能否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我们的服务业是否能够像制造业一样有一个快速的效率提升。
有观点认为，在结构转型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下来，原因在于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服务业的效率提升空间低。但是服务业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说法，它分为传统的服务业：包括医疗、房地产、教育等；以及非传统的服务业：包括信息部门、金融部门、物流等。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非传统服务业的TFP差距，甚至比制造业的差距更大。所以非传统服务业的效率提升空间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这些部门的效率得到提升的话，依然可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转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移动的时候，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一定会下来。
中国的服务业为什么发展比较滞后？和制造业相比，中国的很多服务业中，国有企业比例非常高，比如仓储、物流、教育、医疗等行业。而且这些部门的产业集中度比制造业还要高。这和所有的其他发达国家非常不一样。这意味着中国服务业不开放，而一个行业的垄断性越强，面对需求上升的时候越不愿意增加供给，宏观上经济的资源会过多的配置到市场竞争强的部门。中国制造业的需求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供给非常旺盛；而服务业的很多部门需求旺盛，但是供给跟不上。从长期而言，中国应该在市场准入，尤其在服务业上说的少一些，做的多一些。中国服务业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供给端的改革。
王弟海老师首先指出，当把正统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框架用来分析现实经济中的交易问题和经济总量决定问题时，存在两个重要的缺陷：一是供给和需求同价格的关系问题，二是供求结构是否相匹配的问题。现实中供给和需求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一个国家如果要经济增长，只有供给面和需求面都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并且供给和需求在结构上还要是匹配的。
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过去20年以来，特别是过去10多年以来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供求结构的失调。从需求方面讲，大部分时间的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的，而消费占比在不断降低。从2000年到2013年，我国投资增长率平均为16.64％，而消费增长率平均为12.63％，同一时期的消费占比从62.3％下降到49.2％，消费占GDP的比重过去20几年一直下降，2010年达到最低的48.2％，2013年回升至49.8％。这种增长方式是世界上很少见的。
高投资所带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高投资的增长只有通过递增的投资才可以维持，而这对于我国主要通过政府“铁工基”等建设所主导的投资是不可维持的。另一方面高投资所带来的增长势必会造成生产或供给结构同需求或消费结构的失调，投资拉动的需求方式不可持续。此外，一般规律而言，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费的需求层次不断上升，但消费的供给层次相对稳定，这也是我国高经济增长难以长久维持的原因之一。
为了应对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率的急速下降，尤其是应对短期对外出口、政府消费需求以及环境治理所导致的投资需求的下降，还需要政府扩大需求。不过，通过扩大需求来促进增长需要注意所扩大的需求的类型。由于我国生产的主要是低中端的消费品，而这种需要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的需求。因此，我认为需求方面应该主要通过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来推行。比如，提高普通能够老百姓的工资并降低他们的所得税、增加社会救济金和对困难家庭的补助、增加幼儿教育和儿童教育及营养补助等。另外，增加对落后地区的基础建设和教育、医疗支出也可以作为扩大需求方面的措施。
为了应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问题，主要还是应该从供给面入手。首先，从总量上讲，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税负、降低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的各种交易费用来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提高总供给。其次，从供给端来促进生产和增长，最主要的是要适应我国不断提高的消费层次，不断提高我国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和层次。同时需要改善国内的市场环境和政府监督等问题，防止“劣币驱除良币”。最后，通过供给侧改革来促进需求和增长，还应该打破行业垄断，放开某些行业的管制，比如说医疗行业、金融服务、电信行业等。极端地讲，有些政府极力管制甚至禁止的行业也可以放开，比如说赌博业和博彩业，还有其他的高档的消费业，只要政府用法规去规范，它们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点。
张晏老师讨论了减税的空间和制度障碍。供给学派的观点重心是放松管制和降低税负。中国的平均隐形宏观税负是比较重的，但一方面政府不愿意减税，另一方面地方上有大量的越权减免税、返税。地方税收竞争过度和被企业绑架的倒逼机制都导致部分企业的实际税负是低于法定税负的，而另一些较弱的企业应对税务部门征管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未来应该普降税率、严格征管，把不规范的、隐藏的越权税收优惠全部显性化，然后普遍下调税率。这样既能减轻企业的税负，又不一定导致政府真实税收收入的大幅下降，还能营造稳定规范的预期、减少腐败等交易成本，是一种更为健康、有效的制度安排。
此外，尽快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征税体系，减轻家庭税负。同时，减税不是全减，应该考虑有增有减，类似资源税、环境税等关系到长期增长质量的税收，应该加快加强征管。
减税需要考虑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尤其是2002年以来，地方政府的纵向财政缺口很大，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高，而2008年4万亿宏观调控政策的分权化处理又催生了地方债务负担。地方政府一方面自有收入低，一方面债务问题严重，谈减税给地方政府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一方面需要加快财政体制的改革，突破行政管理体制对财政体制改革的障碍，另一方面需要发展规范债券市场，拓展公共服务提供的市场化途径。
王永钦老师认同张军老师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即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一种债务积压（debt overhang）的非常态。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放缓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债务大大增加，而名义GDP的增速却快速放缓，这个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在这种债务盛宴下，企业面临沉重的还款压力，进而无力进行新的实体经济投资。这是中国经济一个新的反常状态，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中国经济会慢慢陷入长期的日本式萧条。而且，中国GDP的增速并不是慢慢放缓的，而是非常快的。之前，中国决策者所能容忍的最低经济增速是8%，但在2012年之后，经济增速已经低于8%了；同样从2012年开始，债务的利息偿付已经高于名义GDP的增长额了，这意味着整个经济的增长量远小于债务利息的增长量。
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不是很发达，是以银行为基础的体系，那么就很容易出现房地产泡沫。在这样的国家，金融体系中缺乏可以保值的安全资产，投资者缺乏投资的渠道，所以过多的投资会进入地产市场，导致非常严重的房地产市场泡沫，房地产泡沫在抵押和杠杆融资的情况下会加速债务在经济体系中的积累，在经济下行时则会出现债务积压问题。
美国房价过去100年的走势，除了大萧条时期和最近的大衰退之前几年的价格异常，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波动，为什么？因为美国这样的国家有一个非常强劲的金融体系来吸收投资资金。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普通法系的国家，投资者会选择股票而不是房产进行更多的投资，因此，房地产泡沫很难形成。
结合这些经验教训与中国的实际，王老师认为中国有下面一些事情做错了：
首先是对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中国政府没有加以足够的调节或者是监管。高涨的房价会妨碍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当房价涨得非常快的时候，TFP增长率沿着相反的方向变化。
其次是滞后的金融改革。债券是一种非常好的投资工具，是非常好的基础性资产，而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的非常好的健康资产。从制度层面来讲，债券能最大化交易量；而股票对信息非常敏感，因而能把交易量缩小到最小，所以并不太适合大陆法系的国家。
杨长江老师认为，从汇率问题角度看，目前人民币汇率存在明显高估，并且未来依然面临很大的内部升值压力，可谓“人民币均衡汇率悖论”，其问题出在供给侧，解决问题的途径也主要是供给侧，因此推动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
在经济学中，发达国家高物价，经济越落后的国家则相对物价越低，这一现象被称为“宾大效应”，是被“至少50年以来相关计量结果所一致证实了”的，被视为“经济学中最接近确凿的规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相对物价水平本来是较低的，但最近几年在人民币迅速升值及国内通胀的双重作用下，相对物价急剧上升而超过了与经济发展阶段相称的水平，可谓“未富先贵”。从汇率评估的角度看，近期有多项研究采取不同方法都得出了人民币汇率被高估的结论。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在未来仍然面临着诸多深层次因素所导致的中长期内价格水平持续迅速上升的压力。例如，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工资的持续上涨趋势已经相当明显；再例如，当前价格体系中存在着较为广泛的“质劣价廉”现象，“地沟油”、“山寨货”等问题的存在，在客观上也拉低了价格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整个社会价格水平也将有所上升；此外，随着改革的推进，企业原本较少负担的环保成本、资本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低估等现象都将被纠正，这也会产生显著的价格上涨压力。以上因素综合起来，使得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在当期面临严峻的挑战，未来的压力更是不容低估，是当期经济增长率不断下行的重要原因。
“人民币均衡汇率悖论”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供给方面所存在的诸多矛盾。在过去的经济增长中，既有低工资等使得成本、价格被低估的众多因素，也有诸多使得成本价格被高估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都来自供给侧，例如：政府规模过大带来税收成本过高、市场秩序不健全带来交易费用过高、垄断因素带来部分基础性产品价格过高等。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原本低估价格的因素逐步消失，而造成价格高估的制度性矛盾则非常突出。
为了恢复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可以有两种途径：名义汇率贬值为外部途径，国内采取各种措施降低企业成本为内部途径。在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汇率政策的运用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因此，克服“人民币均衡汇率悖论”主要就只能靠在供给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尽管成本较高，但是属于治本之道。从当前形势看，土地制度改革、金融改革与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变是供给端改革的三个突破口，都会对经济恢复竞争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章转自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新闻信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