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0日，RICE-CCES沙龙系列第14期“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与投资”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4会议室成功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智库）副主任章元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国家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郑宇教授围绕主题做了详尽而精彩的报告，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刘亮研究员及IBM（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高级市场经理崔海涛博士针对议题进行了专业的点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及来自其他院校的教师、学生及校友参加了此次活动。

郑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郑宇教授的演讲主要围绕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的现状、模式及未来的道路等几个方面展开。以2010-2014年的国际援助格局来看，绝大多数的援助由发达国家对外提供，但近些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对外援助呈现增长趋势。由于对外援助在不同体系的界定有差异，比如OECD和DAC，新兴国家的崛起势必会挑战他们的规范。就中国而言，自2000年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投资规模将近增长100倍，对外投资规模已经超过流入的外资规模。

然而，关于中国的援助遭到了广泛批评。一个非常有名的核心观点认为，中国对外援助是自私行为，不考虑受援助国家的现实发展，而是完全从自身国家战略、经济或者政治战略来执行的，所以将中国称之为流氓援助国。后来，学者们对这种观点进行检验时，发现中国同绝大多数国家并无明显区别，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兼顾受援国的经济发展。第二种观点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与西方国家是不同的，但并不会挑战现有的模式。第三种观点指出，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是多种目标搅合在一起的，有外交目标，也有经济目标，更可能是企业自身为了商业化所做的事情。尽管上述观点难以论证哪种是正确的，郑宇教授还是尽可能利用现有数据对中国对外援助和投资的局面进行了综合判断。具体依据的数据有2个：一是通过公开渠道网上搜索的所有中国对非援助的金额、流向等，有1774个项目信息；二是商务部网站关于对外投资的企业目录，包括企业的行业类型、投资国家和当期的项目名称，但金额并未告知，有3051个项目信息。

通过观察项目的分布信息可知，中国对外援助项目要比对外投资的分布情况分散得多，目标国不同的同时，行业分布也非常不一致。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的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不大可能总是绑定在一起。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大致可以看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与投资呈现不太一样的状态，并不存在一套完整、一致的国家战略。接着，郑宇教授以现实中的安哥拉项目、中铁在刚果的项目为例，进行了详细案例分析。中国之所以没有做到将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绑定在一起，很大的原因可能在于：第一，中国本身没有意识地这样做；第二，这和OECD倡导的模式背道而驰，OECD对所谓的捆绑式的援助一直持有强烈反对态度。不过，近年来OECD国家的立场在变化，如2001年的巴黎协议提到援助国应该更多地把援助对象所在国的利益考虑进来。

那么，如何看待捆绑和不捆绑的好处和弱点？事实上，很多文献对该问题进行过系列讨论。反对的理由多基于如下：第一，捆绑通过不正当竞争，造成效率损失；第二，不透明的决策机制会导致寻租行为的滋生，会滋生腐败，可能同时发生在援助国和受援国。但是，已有研究忽略了很多的捆绑所带来的经济学或者政治上的优势：第一，在希望援助去撬动、带动投资过程中，需要交易成本、合作伙伴，捆绑多带来的成本优势可能能够弥补潜在的效率损失；第二，通过捆绑事先提供优惠贷款，受援国拿到资金以后，可以对合同执行有更大的保障；第三，通过捆绑可以让援助国本国企业可以从援助行为中获得利益，事实上是争取了在国内的支持者，可以对援助实施有更多的发言权。一个援助项目，不仅需要对受援国有吸引力，同时也要吸引援助国本身的参与，这才是可持续性的模式。

最后，郑宇教授对比了中国和日本的对外模式，发现彼此存在很多共同点，如更关注援助项目、资金多投资在基本设施、目的在于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存在一些差异，比如，日本对非洲更多属于纯粹性援助，而中国则是将非洲作为经济行为的延伸，将其纳入产业链。结合上述分析，政策考虑可以归结为：第一，新型国家新的援助方式会挑战主流的ODA模式，以前OECD所倡导的松绑的援助模式，可能会慢慢回归到援助、投资、贸易捆绑在一起的模式；第二，对于这个三位一体的新模式，难以区分援助、投资和贸易的范围，因而这个课题研究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第三，中国在援助模式上一直以来是不附加条件的原则，这个原则可能在今后会面临很大的挑战，这个改变不是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而是中国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

在点评环节，崔海涛博士从多个角度证实了“外资加速撤离”的谬论，并指出FDI在东部沿海地区是下降趋势，但在中西部地区呈现上升趋势，整体态势较为稳定。紧接着，利用所构建的FDI概念图指出，FDI的发展模式应从1.0到3.0，而当前阶段中国处于2.0-3.0之间，撤离中国的外资隶属于低附加产值的行业，可能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随后，探讨了FDI的影响因素和离开中国的流向发现，较于东南亚国家，中国依旧存在着明显的吸引外资的优势。刘亮研究员利用上海社科院2013年167家对外投资企业的调研数据发现，上海走出去的企业中，服务业要略微多于工业，地理位置比较分散，私营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从业务来看，很大一部分是开拓海外市场；从转移模式来看，大多是建立子公司和进入工业园区。不过，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无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面临的问题基本雷同，最大问题是人才缺乏和员工素质问题，紧接着是基础设施匮乏、政府办事效率等。结合调研结果，最后从全球经济环境、政治风险、基础设施等多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对郑宇教授的论文给予很高评价的同时，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外资撤离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详细剖析了“什么资本撤离”、“到底是撤离还是进入的放缓”、“外资从什么地方和行业撤离”等问题。最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吴建峰副教授、谭之博老师及部分现场学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得到郑教授和三位点评人耐心、细致的解答。

撰稿人：刘贯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