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8日，第20期RICE-CCES沙龙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隆重举行。本次沙龙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联合举办。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做主旨演讲，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副主任耿慧志教授做点评发言。

范剑勇 教授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会议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范剑勇教授主持。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以及其他单位的老师和同学共同参与了本次沙龙。

陆铭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演讲环节，陆铭教授首先回顾其早前关于我国城市发展空间分布的研究。研究主要涵盖四个距离，分别是：1、国家层面的城市与沿海三大港口（天津、香港、上海）的距离；2、地区层面的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距离；3、城市层面的新城到老主城区（地级市中心）的距离；4、城市范围之内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即人口密度。陆铭教授用清晰的中国地图展示了国家和地区层面核心城市与三大港口的关系。结合陆教授2010年发表在《世界经济》的研究，发现城市越靠近沿海大港口经济增长越快，500公里以外到大港口距离对城市经济发展作用不大，到大港口1500公里以后又有出现了一个经济增长较快的“次中心”，与新经济地理学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理论相吻合。同时陆铭教授的图表也展示了中小城市越靠近地区中心城市越容易受到大城市的辐射，地区中心城市越发展越容易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地区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合作共赢在未来应该起更大作用。

在今天的主题“新城与债务”上，陆铭教授介绍了当前我国的现状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具体操作来看，地方政府从中央政府拿到建设用地的指标，然后规划部门制作新城规划，接着以土地为抵押到金融市场上融资并开工建设。根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截至2011年全国建设广义新城约2957个，规划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陆铭教授团队从地方政府相关网站搜集到的新城规划形成了545个狭义新城样本，规划面积达6.9万平方公里。非常保守的估算，这些新城建成以后可以容纳约6亿人口。然而，陆铭教授接下来展示的全国地级市地图遗憾的告诉我们，这里面存在严重的空间错配问题：大量的新城建设在人口流出地，而人口流入地如上海却出现住房短缺的问题。同时，新城建得又远又大，根据统计，平均的规划新城面积114平方公里，平均到老城区的距离25公里，而我国很多城市的半径不过5-10公里，距离老城区25公里意味着新老城市之间可以再隔一个城市。陆铭教授分享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中国是个大国，研究中国问题时，不要仅看总量均值，细致研究更应去考察地区差异。在比较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地土地供应时，数据和图表显示，中西部占全国土地供应份额呈现出 “V”字型。以2003年为转折点：2003年前，中西部土地供应份额是下降的；而2003年以后，土地供应上却开始向中西部倾斜。但是这二十多年来人口始终在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陆铭教授指出，对全国平衡发展的理解应该是经济意义上的人均平衡，而非地理空间上的均匀发展。陆铭教授结合自己去兰州和辽宁的实地调研，发现新城建设规模远超当地人口，大量资源闲置无人使用。地方政府融资的债务数据里面有68%投入到市政建设，不禁要怀疑这些政府投资建的新城有回报吗？如果把债务－GDP比率理解为投资和产出的效率，按照经济理论，如果把新城建的密度特别低，距离老城比较远，那么投资和产出的效率更低。并且如果把新城建得特别远，在短期内不会增加债务率，但在长期，越远的新城会带来所在地级市的更高债务。陆铭教授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发现，建设新城与官员的更替有关。如果一个城市换了一任书记，那么这个地方更倾向于建一个新城，哪怕之前已经有新城。

最后陆教授呼吁新城建设和地方政府债务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应该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一个城市的建设因为有产业才需要相应的人口和土地，而不是把土地规划在人口流出地，政策制定者在主观上想帮中西部发展（中央给地），最后却反而害了它们，使之背上累累负债。

万广华 教授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点评环节，万广华教授总结道，造新城没有带来长期增长，却带来了并不想要的结果，如资源的浪费和债务。究其原因，是全国层面建设用地指标的确定不符合经济规律，同时地方上在新城的选址上也没有尊重经济规律，万教授呼吁各级政府决策层能更多尊重经济规律，而经济学者也应更努力去挖掘经济规律并积极向政策界传播。

耿慧志 教授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规划系副主任

耿慧志教授认为陆教授历经三年多的研究成果很有冲击力，揭示了新城建设面临的政府债务风险。耿教授来自城市规划专业，也做过新城的规划。从地方政府具体操作层面，耿教授介绍了规划新城和真实开工建设的差距，卫星影像数据更能帮助陆教授的研究。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在经济实力不是很强的情况下，我们国家以低成本的方式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当然，城镇化过程中也碰到了一系列问题，背后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原因。范剑勇教授认为在地方官员委任制的政治制度下，为了取得政绩，会借债发展经济，短期经济增长漂亮，而对长远的债务偿还无暇顾及。

互动环节，有以下几方面问题：1、针对听众如何处置现有债务和建成新城的问题，陆教授认为“止损”是最佳操作。在城市建设中，中央政府已经发现问题并开始把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和人口吸纳的数量挂钩，吸纳人口多的地方增加土地供应，对吸纳人口少的、甚至人口流出地区，或者已经出现住房库存比较多的地方，减少甚至停止新增土地供应。2、有建筑专业背景的同学对建设各环节的信息沟通比较关注，耿教授认为在建设新城的政府意图的信息传导方面，各方主体之间、各个环节之间交流是顺畅的。我们的政府是精英型政府，政府官员不会只算经济账，政府决策有其内在的逻辑。陆教授认为，需要具体分析政府官员的行为，追求本地经济短期的投资和经济增长却可能带来全社会的资源浪费和福利水平的下降。

本次沙龙演讲和讨论的内容很好地启发了在场师生对中国的新城建设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理解，沙龙在老师和同学们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人：刘晓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