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暨2022经济展望
前言
2021年12月17日，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智库（RICE）联合主办的RICE-CCES 沙龙系列讲座第35期在经济学院801会议室举行。中心研究员和复旦大学师生共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展望2022年中国经济。
▲张晏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智库副主任
本场沙龙由智库副主任张晏副教授主持。张晏老师首先感谢学院师生的踊跃参与。按照惯例，RICE-CCES每年12月底都会举行一场下一年经济形势展望的沙龙活动，今天的活动可以说是老地方、老面孔、老话题。张晏老师指出，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如何解读中央经济会议精神？如何看待明年的中国经济？中心的老师们分享了各自的思考。
▲寇宗来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心副主任
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教授首先谈了中央工作会议需要关注的几个要点。第一，稳字当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都与中国在国际政治博弈背景下的新处境有关，而预期转弱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必须通过科技创新打开上升通道，转嫁或吸收成本上升，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二，会议重提科技体制改革和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需要考虑科学技术体制改革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从而在政府支持和市场竞争之间取得平衡。第三，会议提出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在发挥资本生产及经济发展功能的同时，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第四，会议对“双碳”政策方向重新定位，提出正确认识和把握“双碳”，指出推进“双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是对现实情况做出的及时调整。
寇宗来教授最后强调我国改革开放中发生的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辩证统一关系。从经济增长的理论角度来讲，长期的增长一定是因为创新——即“创造性的破坏”。创新导致增长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赢家和输家。如果不能够把创新和增长过程中受损者的风险进行很好的兜底，社会发展会因为风险爆发而陷于停滞，甚至发生倒退。因此，正是在“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的辩证思维指导下，中国发生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
▲王永钦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
王永钦教授从抵押品体系和信用创造的角度对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进行了分析。第一个阶段：2003年以前，经济增长靠出口。信用证等作为抵押品缓解国内的信贷约束。第二个阶段：2003年到2008年，经济增长靠工业化城市化。中国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房地产作为抵押品，导致中国资本存量上升、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力价格上升。第三个阶段：2008年至今。2008年的“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创造了大量的信贷，导致房地产价格再次上涨。稍后过早实施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影子银行活动的崛起。影子银行缺乏监管，创造的大量信贷都流向房地产，导致我国房地产价格第三次暴涨。政府实施“去杠杆”后，中国银行放贷更加依赖于抵押品，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减少了创新行为，导致近年来创新专利数量下降、经济增速变缓。王教授指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比较特殊的时期，因为短期内缺乏房地产抵押品之外的信用方式；中国经济需要通过进一步的产权和法治改革，释放其他类型的抵押品，使中国的信用创造转变为基于未来现金流作为抵押的体系，以促进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奚锡灿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奚锡灿助理教授重点谈了中国经济将长期面临的两个结构性矛盾。第一个矛盾是新发展阶段下的多元目标，和我们的体制习惯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之间的矛盾。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基层政府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多维的，而且这些任务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不断发生变化，导致基层政府无所适从。从长远来看，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明确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边界。如果政府大包大揽，一方面实现起来困难，另一方面影响经济效率。第二个矛盾是上游部门的刚性和下游部门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我国的下游部门，尤其是制造业，是在残酷的国际竞争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但我国上游经济管制化和国有化的程度高，因此供给有很高的刚性。由于上游行业的产品既供给下游企业，又供给居民部门，所以上下游的矛盾从长期来看蕴含严重的安全隐患，成为“有序用电”等现象的重要诱因。
▲ 章元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章元教授对近期就业统计数据进行了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六保”，特别提出就业优先导向。尽管我国经济下半年经济增速放缓，但失业率并未明显上升甚至下降，例如11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只有5%，比2020年同期还低了0.2个百分点。针这一现象，章教授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调查失业率的抽样对非正规就业样本的覆盖率过低，而非正规就业大多集中于餐饮、零售、居民服务等服务行业，恰恰是受疫情冲击最大的行业。章教授统计了近两年来法拍网上的破产拍卖的房屋、汽车、机械设备标的物的数量，发现2021年拍卖标的物数量比去年上升很多，而且今年下半年比今年上半年又上升很多，这说明下半年的经济运行可能并不完全像失业率数据显示的那样乐观。章教授最后建议，要采取更积极的、多举措的稳就业政策，特别要关注16到24岁青年群体的失业问题。
▲ 章奇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章奇副教授从小微企业减负纾困和加强开放力度两个角度进行了解读。第一，对中小微企业减负纾困，恢复生产非常重要。因为中小微企业是我国吸纳就业、提供就业的主体。但是最近各方面的研究表明，我们的政策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不是特别显著。究其原因，中小微企业承受的主要负担不是来自于税负，而是各地政府施加的非税征收负担。建议中央切实加强对乱收费、乱罚款的监管力度，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间，地方政府通过非税收入弥补财政收入的动力更强，也就越要注意监管。第二，开放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中国的资本投入、创新驱动、知识引入、乃至最终需求的落脚点都离不开整个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吸纳能力。疫情之前已经出现的产业链外流现象，由于疫情意外得到了一定放缓。但是随着疫情缓和，产业链外移现象很可能会以加速度的情况继续。中国要好好地把握住这个三到五年的窗口期，通过扩大高水平开放、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大吸引外资力度等手段，反冲产业链外移趋势。章教授建议，未来可根据疫情走向，在适当的时候放松当前的严格疫情控制措施。
▲章逸然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章逸然助理教授针对科技政策与体制落实谈了两点看法。第一，创新不能仅仅依靠高校来做。“巴斯德式象限”这类兼具应用的高度和理论的深度广度的研究可以由企业去做。要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多地拓展、发挥企业在能够面向应用的基础性研究中的作用。建议政府在支持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时，应考虑到支持企业创新项目本身的差异化。第二，开展更多的国际合作。我们注重自主创新，但也要关注国际科技前沿。由于精力有限，在更多注重自主创新时，往往会较少关注国际前沿。中国不能把超强学习能力这个优势丢掉。
▲兰小欢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兰小欢副教授谈了对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几点观察。第一，明年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疫情。这次疫情给各国政府非常强大的力量去干预方方面面的生活。这种影响可能会持续很多年。第二，中国地方政府相对中央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在加强。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上提到很多给地方政府扩权的事项。预计地方政府会被给予一些灵活性的政策。例如最近有些地方开始用再融资债去置换已有的隐性债，这在前两年是不允许的。第三，会议报告中提到的“就业优先导向”非常重要。兰教授最关注的是每个月收入三四千的群体。要创造大量中低收入水平的工作，前提是制造业一定要留在中国。尽管制造业本身吸纳的就业不多，但只要制造业工厂留在中国，围绕它的生产性服务、仓储物流等行业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
▲刘志阔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刘志阔副教授从财政收入和支出两个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从收入角度，明年我国将继续进行结构性的减税降费。税率大幅下降，征管力度极大加强，产生整体公平的税收的环境。第二，目前中国的税收贡献仍集中在企业。由于企业在地区上的集聚性，中国的税源的分布也越来越集中化。这导致部分地区的财政自有财力下降非常快。第三，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和税收贡献存在不匹配，目前针对新兴经济的税收征管力度在不断加强。第四，从支出看，支出刚性不断加剧，花在人员的钱越来越多，非民生类支出很快下降。此外，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度的下降速度非常快。张晏副教授补充指出，公报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建”，相应的筹资模式与2008年“四万亿”将近70%的筹资任务转嫁给地方政府不同，很可能直接采用中央债形式，地方要继续遏制隐性债。此外，公报提到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非常积极的信号。目前中小微企业受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冲击较大，处境普遍比较困难，融资难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值得长期关注。
▲吴建峰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吴建峰副教授认为，最近教培市场、房地产市场出台的政策，折射出政府没有信心通过市场力量去解决问题，故采取行政手段。吴教授呼吁所有政策都要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尤其不能打击企业家主体。这是因为第一，基于历史的城市韧性研究显示，一个城市精英阶层被削弱或者精英制度被破坏，会使得城市长久失去经济增长活力；第二，以超音速飞机商业化对整个民航业的影响为例，失去头部群体支撑，遭受福利损失更多的是普通人。第三，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可能使得就业机会减少。在如此大的就业压力下，我们更需要依靠企业家来创造新的企业和商机，带来更多新的就业机会，解决普通人就业问题。
▲王之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王之副教授从政策制定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时面临多维度目标，限制了它的脑力和执行力。第二，面对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政策失误的成本较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大幅上升。政策制定者较之前需要更谨慎预判每一个政策带来的后果。
▲李婷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李婷助理教授重点比较了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与去年会议公报的异同之处。第一，今年的特别强调“稳”字，并且针对这一目标具体安排做七件事；第二，今年和去年的会议公报都提到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今年特别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明确告诉资本哪些领域按照规则可以自由发展。第三，今年对“双碳”工作的表述较去年有很大不同，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朝着“双碳”方向发展。
▲陈钊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心常务副主任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教授随后做了发言。陈钊教授认为，政府官员的首要任务是制定政策。在制定政策时，可以多听取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声音，政府对住房市场的政策制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一，应当使同类政策之间能够更加协调一致。例如最近研究显示，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限购政策导致炒房行为被挤到三、四线城市，让房地产市场的风险转移到人口净流出地，这和“房住不炒”的政策目标冲突。第二，应当避免重要政策之间的冲突。例如，房地产市场的“房住不炒”政策导致首付比例提高，购房成本上升，挤出了内需，这和“扩大内需”政策发生冲突。另一个例子是“房住不炒”政策采取的限价，很可能反而会扩大财富分配不均等，这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有所冲突。第三，政策不应该伤害增长和发展目标。在住房政策上，应当通过确立规则引导市场，合理引导房地产市场发展，同时尽可能少采取行政干预手段。
▲张晖明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系主任、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张晖明教授对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们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他指出：第一，在对经济环境的概括方面，归纳当前经济情况的“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与五年前提出的“三期叠加”这两种概括之间存在联系，但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其中的“惯性”是什么，需要在机理上、数量结构关系上加以梳理和明晰。第二，会议公报强调要“深入推进改革”。由于中国经济构造中存在结构性、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中央明确提出的整体判断和相应政策在落实到具体场合时，需要给予地方灵活的空间，这特别考验地方政府官员的能力和水平，当然也需要中央对地方政府适当放权。第三，实现“稳增长”的总体要求目标，还需要产业部门和宏观管理相关部门之间加强协调。特别是需要正确认识创新和监管这一对矛盾，提升监管水平，使我们的监管跟上创新的步伐。
▲张军 |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他指出，第一，我国发布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多为增速数据，如GDP、投资、社零和M2等，对判断宏观状况没有太大帮助，需要改革。第二，市场预期非常重要。预期是宏观政策的“锚”。如果不关注市场预期，货币政策也会丢掉方向。张军教授多次呼吁，央行的货币政策要加强市场的预期管理，引导和稳定预期。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到了预期转弱的说法。张军教授认为，宏观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改善市场预期。第三，我们在观察宏观经济时，较少区分趋势和波动的差异。近年来，下行趋势代替了波动。原因之一是那些针对市场主体的约束性政策对宏观经济产生了持续冲击，抑制了需求和经济波动。同时，中国的宏观政策基本上都是以数量型政策为主，再加上那些指令性和约束性政策，对市场预期形成较大影响。例如供给侧改革、污染防控、化解金融风险等都是好政策，但它们属于约束性和指令性政策，而且要靠行政命令来执行，对市场主体冲击比较大。第四，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出现了25个“稳”字。这个“稳”不应是靠放水，而是应靠向地方政府放权来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暨2022经济展望
讨论互动
在互动环节，老师们就同学们关心的影子银行活动减少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如何选择就业的行业和地区、明年央行的货币政策、明年主要的经济增长点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解答。本次活动得到了复旦大学学生的踊跃参与，除主会场之外，两个分会场也座无虚席。在活动结束前，张晏副教授还代表中心感谢了倪德明学术发展基金对RICE-CCES沙龙的大力支持。
撰稿 | 李 博
摄影 | 李国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