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2日，第46期RICE-CCES沙龙“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及其可能的影响”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1会议室举行，讲座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联合主办。经济学院张军、陈钊、罗长远、王永钦、李志远、章元、沈国兵、刘志阔、张晏、奚锡灿等多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讲座，共同研讨近期广泛关注的关税政策问题。讲座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晏副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罗长远教授分享了对加征关税政策的系统回顾，进而给出了对未来趋势的展望。从时间线来看，本轮加征关税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多次不断升级的结果，近乎“禁止性关税”。由于影响了进出口企业的预期，其对贸易的损害早已显现。特朗普在加征关税之前不断提及的国家，均与美国存在较大的贸易不平衡，与中国矛盾最为突出。近期特朗普的政策显得如此“任性”，也基于对紧急状态法案的援引，使其能够绕开国会获得更多的自主决策权。现实中之所以达到远超各界预期的关税水平，很大程度上基于美当局对所谓“非关税壁垒”的强调，越南零关税的提议最开始受到美国的冷落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方面应当准确把握美方的行事逻辑，对于特朗普当局的其他动作也应充分重视，在多重阻碍下仍应努力坚持开放和对话的态度。
而对于未来趋势的展望，罗老师认为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如何影响美国的经济，美国经济乃至金融市场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美元地位也可能被削弱，特朗普也必须顾虑国内诉讼风险和中期选举前景，剩余的操作空间相对有限。其二是第三方的因素，关税政策削弱了包括欧盟在内的第三方经济体对美国的信任，这为中国与欧盟以及日韩的经贸谈判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最后，也取决于中美双边的共同诉求，从供应链多元化的角度来说，双方的目标也存在一定的交集。
综上所述，罗老师总结指出，美国继续“暴走”的空间并不大，中国借由多边和双边的平台调整经贸关系的机会很大。政策制定层面应当抓住生产关系调整的机遇，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在多边语境下扩张对其他经济体的贸易空间。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教授分享了关于对等关税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影响的研判。沈老师首先指出，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融入世界大市场激发出中国企业前所未有的创造创新活力，同时吸引了世界上大多数主要跨国企业来华投资、分享中国市场成长的收益。结果，到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远非本世纪初可比，经贸领域的相对实力与美国的差距日益缩小。相对经贸实力的对比变化，使得美国政府对华心态发生了明显变化。自2017年以来，几届美国政府都对华显示出明显的遏制政策。
具体到特朗普提出“对等贸易”和“对等关税”意念，则源于其本人的特殊个性。特朗普认为，美国贸易逆差未能实现平衡有诸多原因，其中关税和非关税的经济基本面是主要因素。如果贸易逆差持续存在是由于关税和非关税政策以及经济基本面因素造成的，那么与抵消这些政策和基本面因素相匹配的关税率就是对等且公平的。所谓对等关税就是按照平衡美国与各贸易伙伴之间双边贸易逆差所需的关税率来计算的，但无视资本流动和产业结构等诸多因素对美国贸易逆差失衡的影响。出于观念上对贸易顺差和制造业外流的无法容忍，特朗普意图通过对等关税来施压跨国企业回流，达成制造业上游的回迁，进而强调基于供应链本土化的国家安全。其做法以及具体税率计算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较大争议。
沈老师指出，对等关税是对等贸易的前置手段，且对等关税的目标也不局限于对等贸易，更多还是着眼于产业回流，中国需要警惕美方在重要行业层面细化关税政策的可能性。在目前的政策下，中国对美的出口实质上受阻，转口贸易的途径也基本上失效。而对于美国的短期影响最重要的是金融市场冲击，美国付出了天量的财富缩水代价。单是4月3日至4日，美国股市市值蒸发约6.6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8.06万亿元。
基于对特朗普上任以来发布的官方文本的分析，沈老师指出，美方对于中国的打压是多个维度的全方面遏制，中美之间贸易及投资的相对“脱钩断链”接近于既定事实。对于中国的应对，沈老师则从多个方面给出了见解。单边的反制措施已经在落地，但仍要谋求积极的磋商，通过双边磋商争取更多产品关税豁免。行业协会可以发挥自律作用，不能降价妥协，需要尤其重点关注半年窗口期内双方的实际情况。最后，中国应当进一步优化免签、离境退税等政策，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副主任李志远教授分享了对整个关税事件过程的见解。李老师首先指出，本次对等关税政策对于美国本身来说，绝不是一项好的政策。过去多年间美国维持了优秀的经济表现和稳定的低通胀，过去一两年的波动并不影响大的趋势保持稳定，因而在此时推出“针对全世界”的关税政策，可以说是相当不智的决策。
从宣布的关税水平来看，如果实际落地将使得美国的进口大幅减少，几乎被切断，带来的封闭状态是美国民众无法承受的。李老师进一步指出，即使本轮关税政策最终取消或者达成缓和，其呈现出的政策随意性也会对美国的长期信用以及美国国内信心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有关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的出发点，李老师认为其动机并不复杂，即试图保护受进口冲击行业与阶层，从而需要缩减贸易逆差。这种政治经济学动机，与历史上重商主义者的简单朴素直觉如出一辙。这种重商主义的片面理解能够主导政府的决策，与美国的人口财富分化密切相关。李老师最后指出，我们也要警惕美国未来可能将关税政策立法化，这对于长期的贸易是非常危险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教授分享了对于中国长期应对的见解。陈老师首先指出，务必在战略上充分重视特朗普当局的表面上“夸张”的行为，全面把握背后蕴含的细节与信息。此外，陈老师强调应当坚持务实的态度，摒弃将关税事件完全作为“斗争”的片面定性，回到务实的轨道上正视这一事件对于经济社会的现实压力。
陈老师认为看待关税问题，我们应当更加侧重于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尽早布局应对潜在的经济后果，例如出口部门承压对于就业的冲击。在短期内，应当做好对经济主体的预期管理，以更加开放从容的态度缓释不利预期的影响，进而推迟这一事件的实际负面影响。
而从长期的应对措施来看，陈老师强调从自身发展出发的两点举措。第一，应当提高中国经济的韧性，要重视民营部门对于抗风险的稳定作用，可以通过深化改革释放更多的潜在增长机会。第二，应当打造偏向于合作共赢的中国国际形象，从改善社会分配和释放市场潜力出发，努力消解潜在伙伴对于中国“低成本竞争”的刻板印象，真正做到与第三方国家合作共赢。最后陈老师强调，如果能够在自身发展层面“做得更好”，中国应对眼下中美问题的压力也会得到充分缓解。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永钦老师从宏观视角出发，系统阐述了对中美经济关系的独到见解。王老师构建了一个精辟的分析框架：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实质上反映了金融体系的发展不足，导致储蓄无法充分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和消费；而美国凭借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形成了"负储蓄"的经济特征。
王老师深入剖析了贸易战前"中美国"（Chimerica）这一"合并资产负债表"模式：中美两国长期保持着资产端（中国）与负债端/金融端（美国）的明确分工。在这一格局下，中国借助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与贸易体系实现了经济腾飞，而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巩固，形成互利共生关系。然而，这种分工也导致美国部分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这些地区的不满情绪在美国有缺陷的政治体制下被不断放大。
王老师特别指出，美国产业空心化的首要原因在于技术替代效应，但民粹主义叙事和一些极端政治化的研究却错误地将矛头指向中国。实际上，美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源于其内部结构性矛盾：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金融化过度导致的产业衰退、长期高企的家庭负债（这背后存在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根源）等。
王老师认为，贸易战的本质是"中美国"资产负债表的"解构"过程，双方都在重构各自的资产负债表：美国试图重建资产端（通过"制造业回流"政策），而中国正着力打造金融端——此时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恰逢其时。
展望未来，王老师指出中国在制造业产业链和科技创新领域已展现出强大实力，中美经济关系将从"并表"走向"脱表"。随着中国金融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美元霸权地位和美国金融主导权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最后，王老师强调中国应把握改革机遇，通过深化金融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收入分配机制，有效提振消费和扩大内需，从而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韧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章元老师分享了对关税争端实质的解读。从特朗普政府多方面的举措综合来看，其最终目的绝不止于关税战，而在于重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遏制中国的崛起和推行美国优先。
章老师指出，学界在关注中国如何应对中美关税战的同时，还应关注中美关税战对美国经济运行的影响。从短期来看，最近应当关注美国的通胀、失业率以及金融市场的核心指标，因为这些指标会左右特朗普政府的选择和政策走向，这些指标的恶化会迫使特朗普政府寻求与中国进行谈判。从3月份的数据看，美国的这几个核心指标还未出现明显恶化，但近期的中美激烈对抗产生的潜在后果可能会在4月份集中显现。
章老师指出，美国经济学家炮制的“中国冲击”，即中国对美出口产品造成了美国大量失业，这些论点被美国政府为其关税战进行辩护，但早期的这些研究忽略了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中有大量是中间品的事实。数据上，后续很多经济学家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发现，中国对于美国出口对其制造业就业的冲击几乎可以忽略，但对于其服务业就业的增加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产品出口到美国，能够显著地抑制美国的物价水平。因此，特朗普的关税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章老师认为，中美的竞争本质上是科技竞争，对于中国来说，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更重要的是，要多采用已经被经济学研究证明了效率更高的创新激励政策，例如对研发支出减税、鼓励贸易和公平竞争、吸引国际高技能人才、加强高校对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科的支持等。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奚锡灿副教授分享了从美国内政角度出发的一些观察。奚老师认为，对于美国的两大政党来说，国家是博弈的场地而非博弈的主体。近期民调显示，美国两党对于特朗普的内外政策呈现针锋相对的态势，共和党几乎全力支持，而民主党全力反对。即使在对各国发动贸易战后，特朗普在共和党中的支持率并未显著变化。
呼应王永钦老师的洞察，奚老师指出，中美之间在近二十年所形成的制造-金融分工结构，对民主党更为有利。随着制造业就业的下降，来自东亚的储蓄是民主党向少数族裔提供各项福利的重要支持。因此，促成旧体系的瓦解反而可能打击民主党的票仓。这也反映在共和党话语体系的变化上，例如对“全球主义者”和华尔街的贬低。
奚老师同时指出，中国的反击有道义和规则的基础，有助于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但道义不是没有成本的，需要密切关注相关行业受到的冲击和转换贸易伙伴的潜在风险。奚老师最后强调，每一次变局都是改革的契机。应当切实认识到消费和需求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坚持产业升级和提振消费并重，打通资产（尤其是公共资产）与消费之间的通道。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刘志阔教授基于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前沿研究，深入剖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价值链的深远影响。他指出，学界对贸易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税加征对价格机制和需求结构的双重冲击。
在价格机制方面，刘老师与合作者在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期刊发表的研究表明，2018年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中国出口商的离岸价格基本未变，关税成本几乎完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这一“完全转嫁”现象的背后，源于中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有限，难以吸收额外的关税成本，从而将其全部传导至美国市场。
在需求结构方面，研究发现自2018年以来，中国在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显著下降，而越南、墨西哥等其他经济体的份额持续上升。刘老师的相关研究指出，这一贸易格局的调整背后，出现了大量与中国企业存在密切联系的新型跨国企业，在新兴市场扩大生产布局，反映出中国制造企业加快全球化布局的趋势。
刘老师还分享了他对中国企业“出海”现象的理解。他指出，未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资产规模预计将持续增长，尤其是民营企业将在全球布局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时，刘老师强调，贸易战未必会导致中美之间不可逆转的脱钩断链。事实上，在上一轮贸易战中，美国跨国公司选择中国企业作为供应商的比例并未下降，反而有所上升。
然而，需要关注的是，这一轮贸易冲击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大型企业具备资源和能力推进全球化布局，而大量中小微企业则面临巨大压力，难以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这种结构性分化可能带来更为深远的就业冲击。
最后，刘老师呼吁学界继续加强对贸易战相关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全球产业链重组和企业行为调整等方面，为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分享了总结性的深刻见解。张老师首先回顾了“中美贸易不平衡”这一经典话题，指出早在入世之前美国就高度关注该话题，多年来这一直属于较为敏感的问题。萨缪尔森还在世时，也围绕美国劳动外包的福利影响，和其学生产生过影响深远的学术争论。如今世界范围内，也不乏对中国制造业扩张的担忧观点。面对未来高关税，中国有较多应对方案。其中之一是加快对外直接投资。
张老师指出，亚洲的崛起其实对于美国长期维系货币和金融霸权有着重要作用，东亚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扮演的独特角色短期内也难以撼动，尤其是中国作为超大国家的崛起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生产体制，技术进步更多依赖制造业的“干中学”，通过国家层面的发展目标实现生产强国。正是这种植根于东亚文化的发展体制缔造了生产层面的强大，但也造成需求不足和消费率过低格局，这也是早期“亚洲四小龙”能够快速追赶、但又无法真正赶上美国的深层次原因。张老师认为，要应对目前的问题，中国除了快速推进海外的直接投资，也要致力于克服体制障碍，不断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对于“双循环”来说，同时提振“内循环”和“外循环”的需求都需要有更大的决心。
张老师强调，需要深刻思考当下如何破除过度竞争的“内卷格局”，要加强知识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保护，也要有效遏制地方政府过度介入产业投资的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让企业更多地看到中长期实际盈利的空间。最后张老师总结指出，中国长期要“办好自己的事情”，还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认真面对。
在开放提问环节，同学们围绕美元地位、美债未来前景、国内资本市场稳定等问题进行了积极提问，现场讨论气氛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