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记者实录）5月25日，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空降上海，出席由复旦主办的“上海论坛2015”，并同中国顶尖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进行了一场精彩对话。
在褪去了主席光环和压力，这位曾令市场爱恨交织的前美联储主席诙谐幽默地讲述了危机时期的种种艰难经历，评价了QE(量化宽松)的重要性和难处，也就加息对新兴市场的潜在影响、中国经济、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等问题做出了客观评价。
危机始料未及美联储主席不易做
张军：过去的危机和金融理论研究到底对于当前的政策制定有何帮助?
伯南克：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对于过去危机做了很多危机方面的研究(伯南克最感兴趣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尽管历次危机发生的环境和经济情况有所不同，但危机在结构、动因方面都很相似。
只是在30年代大萧条中，美联储没有履行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职责(现代货币主义鼻祖弗里德曼认为30年代美国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是错误的货币政策的一场灾难，美联储的无能与不作为使得本来可以在1930年就结束的大萧条反而变得更加严重)。通过对30年代危机的学习和了解，美联储在2008年危机时积极展开行动，因此对于危机的学习认识很重要。
张军：各界对于QE褒贬参半，如何评价三轮QE的作用?
伯南克：我在MIT攻读硕士学位时，研究货币体系，危机的两大肇事方便是——货币供应不足(short monetary supply)和通货紧缩(deflation)，因此在危机时，美联储希望保证货币供应充沛，并施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助力为金融系统，因此我们施行了QE。当然，为了不使经济过热，还要设定一个通胀目标(当前美联储的通胀目标是2%，为美联储两大重要使命之一，也是加息时点的衡量标准之一)。
说到通缩，上世纪30年代，货币体系崩溃，物价每年以约10%的速度下滑，根本没人买东西，企业也无意投资，因此通缩是当年的大敌人。
对于央行而言，降息是常规货币政策，但在2008年年底，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已砍至接近于0，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
因此我们实行了QE1，稳定了金融市场，2009下半年经济开始复苏。此后，我们仍然担心通缩风险，因此我们进行了QE2和QE3。我们认为QE对美国经济有利，尽管QE不是万灵药(panacea)，但QE的确帮助了美国经济，美国的复苏比欧洲日本都要迅速，当前完全不存在如欧日的通缩风险。
张军：可否回忆一下你在危机时期经历的艰难时刻?
伯南克：其实我受任时从未想到自己竟然会遇到这种危机(笑)。2006年，美国经济还不错，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因此我就毅然决然接受了美联储主席的职位(笑)。
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瞬间崩塌，恐慌情绪高涨。处理雷曼兄弟的问题对我而言真是痛苦，但由于没有收购者能承担雷曼的债务，因此雷曼只能破产。但此后美联储联合财政部救助了美国国际集团(AIG)。和雷曼不同，作为保险集团的AIG拥有不少抵押物，因此我们出面拯救AIG，延长了850亿美元紧急贷款。
当时，布什总统对此救助方案表示怀疑。我们和布什总统报备此事之时，布什问“你还有什么别的选择?”(what are the other options?)我们回答，“只能这么做。”(none)。布什最后只有表示支持。
此外，当时有国会议员对资产救助计划表示反对与阻力。一名资深议员当时扔给我一句话——“我很欣赏你的处理能力，但我希望你注意一件事，(不管下场如何)这都是你的决定和你的责任。”(its your responsibility and your decision)
可见，我不仅在抗击危机，还在肩负政治责任。尽管所有人都恨我们(笑)，但我们不得不拯救经济，不得不出资，推行QE。(we tried very hard)
张军：如何评价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现任主席耶伦(Janet Yellen)?
伯南克：我2002年来到华盛顿，同年8月5日进入美联储，作为决策委员会的侯选成员，此前我从未在政府待过。当时，格林斯潘被称为Mastreo(大师)，我一度很担心，格林斯潘名声这么大，很害怕自己无法胜任工作。
耶伦经验丰富，可以说比我更为丰富，她之前就是美联储副主席，是非常睿智的经济学家。当前，耶伦其实是延续了我们此前共同制定的政策。
若美国经济强劲加息对全球有利
张军：你认为施行QE的难度在哪里?怎么看2013年那场“退出恐慌”(taper tantrum)?(当时伯南克释放提前退出QE信号，导致国际资本疯狂撤离新兴市场)
伯南克：QE的确有效，但很难操作。首先，QE没有先例，我们没有经验，因此不知道下场到底如何。此外，与市场沟通存在难度。
比如2013年5月的那场“退出恐慌”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时经济有所复苏，我只是说了一句“如果经济有所起色、通缩缓解，就会考虑削减QE”。但有些投资人天真的以为QE将永远存在(QE Eternity)，所以当时这些人听了我的话之后，好像觉得明天美联储就会退出QE，这才造成了之后的“退出恐慌”，但是我认为当时我的沟通已经足够明确了。反而到了2013月12年，我们宣布将会削减QE购债规模时，市场的反应却比较平静。可见，市场沟通是多么微妙。不过，我们始终会保证货币政策透明、沟通清晰。
张军：美联储加息日程渐进，你认为美联储何时会加息?加息将对新兴市场造成什么影响?
伯南克：这我可不确定，我希望美国经济保持增长。市场是基于预期的，因此沟通很重要，而且一切不仅是美联储的责任，也是市场的责任。但是，只要保证加息的时候美国经济将康复苏、沟通明确，我相信不会有很大波动。如果加息发生在美国经济强劲的时候，那么加息对其他国家有利。
张军：可否预测一下美国的长期增速?新技术对经济又有什么推动作用?
伯南克：这没人知道，经济学家擅长的是告诉你以前有什么做错了(笑)。(economists are very good at telling you what was wrong before)
不过就长期来看，美国增速会放缓，因为劳动力、技术创新的发展趋于放缓。当然，技术进步是否会不断提高生产率以减少劳动力需求，这个还不得而知。在危机后，企业和研发方面都没有足够资金，现在经济复苏后，上述情况有所好转，因此生产率可能会提升。
新技术对经济又有什么推动作用?这点我们很难预测。不过，我很乐观，相信IT、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机器人会驱动经济，他们会变得具有经济重要性(economically important)。但很难预测如Facebook等的创新企业对GDP有多大推动。
更重要的是，新技术萌发后，经济增速如何合理分配?如何保证所有人能够分享技术的成果?机器人可以推动总体经济好转，但也会淘汰那些技能不足的人，因此届时可能并非所有人都能分享经济增长。此时，教育培训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
开放资本账户是增长策略的重要部分
张军：国外对中国经济总是有点悲观，你个人认为中国经济会崩溃吗?会出现“硬着陆”(hard landing)吗?
伯南克：中国增速放缓是完全可以预见的(totally predictable)，中国不可能永远每年以10%增长。企业越向高端迈进(sophisticated)，增速自然会放缓。此外，中国的放缓还由于经济增长模式变动，过去中国侧重基建、房地产等重工业投资，政府在其中会扮演更多角色(more central controlled)，而现在中国从出口、重工业向更服务、高科技等产业转移，需要社会创新，因此这更难控制和预测，不过从底端开始让经济有机地增长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张军：中国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这是否会带来市场波动?
伯南克：毫无疑问，资本账户管制可以减少或抹平市场波动，但经济也无法实现增长，因此开放资本账户是增长策略的重要部分。只是在开放之前，国家需要考虑清楚，只有经济强劲、能够很好地利用资本流入、具备应对资本外流的能力、知道如何聪明地用钱，这时开放资本账户才是对一个经济体真正有利的。
张军：如何看待人民币加入SDR?人民币是否可能成为全球储备货币?
伯南克：我认为人民币加入SDR对中国而言更多的是象征性作用(symbolic)，在此过程中，中国更需要的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才能真正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我相信，美元中期仍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
张军：卸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后，你过得开心吗?
伯南克：现在生活很不错，我妻子也在教书，我也加入了布鲁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国华府的中立派智库机构)。我刚写完写一本新书，今年秋天将会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