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月27日，2010年诺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受邀参加2017复旦上海论坛。期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与之进行了一场轻松有趣的学术对话。

张军对话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现场 / 李国徽 | 摄

与导师森岛通夫的过往

张军：很荣幸能够在这里再次见到您。我还记得我们初次相识是两年前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当时我们受经济学院院长的邀请共同出席一场大型学术会议。过去几年来，您也受邀到北京出席活动，还受到李克强总理的接见。我十分关注您的活动，但是让我更感兴趣的是您本人。

我了解到您本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也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那学习和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了解到您的博士生导师是日籍数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Michio Morishima）教授。而我那个时候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时候，就是在那里的三得利-丰田经济学及相关学科国际研究中心（简称STICERD）做研究的。当我看到森岛通夫的画像时，我感到特别惊讶。您是否可以谈一下自己师从森岛通夫教授的经过？

皮萨里德斯：我认识森岛通夫是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当时他曾在埃塞克斯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埃塞克斯大学吸引了全球各地的经济学家前来访学，研究全球经济问题。

森岛通夫到埃塞克斯大学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数学和经济学的相关问题，对数理经济尤其感兴趣。

我当时则对技术问题和纯数学比较感兴趣，但是我听从了父母的一番话而转向数理经济的学习。他们曾对我说，如果进行纯数学的研究，可能在塞浦路斯一辈子都争抢不到一份工作。

我喜欢森岛治学的方式，他非常严谨地推导数学公式。他英语很差，但经常能用一些比喻的说法来表达意思，比如你要建城堡，那么最好不要将它建在沙滩上。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从森岛的这个比喻出发，谈微观基础的。

张军：那您博士论文的题目全称是什么？

皮萨里德斯：我记得我当时毕业论文的题目是《通货膨胀和就业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Inflation and Employment Theory——译者注）。我当时想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宏观经济，尤其是关注就业和失业的相关问题，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宏观经济表现为何差异巨大等。

我一直都在进行这样的研究，从经济问题入手推导公式，不过森岛通夫鼓励我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入手，学习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凯恩斯等人的经典著作。

张军：他们都是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对了，难道森岛通夫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吗？

皮萨里德斯：不是，我想他可能没有获得过博士学位。他的经济学是在战争时期自学的。

张军：您是说他的经济学是在日本学的？或是在什么别的地方学的？

皮萨里德斯：他是在日本学习和研究的。当时他研究了约翰•希克斯等人的经济学理论。他有很好的数学基础，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完成了一本著名的作品，其中研究的是资本积累的问题。

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权威森岛通夫（1923-2004年），自认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张军：在中国，森岛通夫并不是一位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但是，一旦人们知道森岛通夫这个名字，他们都会说他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权威。

皮萨里德斯：在上世纪70年代，他认为传统的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社会经济的运行状况，因此有段时间他决定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古典经济学。

张军：是的，他也是从这个角度接触马克思经济学的，他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很吊诡的是，人们都说森岛通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大师，但是他的研究更关乎如何使用现代经济学来解释马克思的理论。

皮萨里德斯：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森岛通夫持有批判性的态度。之后他决定学习计量经济学，研究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日本经济为什么会腾飞，鼓励那些大学的新生学习经济学，让他们能够理解并描绘90年代全球经济的前景。我获得博士学位后，甚至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转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森岛通夫对我说：“现在你只有一个人了，我们从事的是不同方向的研究”。

张军：森岛通夫大约什么时候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

皮萨里德斯：您指的是他搬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并居住吗？

张军：是的。

皮萨里德斯：大概是在上世纪70年代。

欧盟发展前景很好 为什么我要去美国呢？

张军：此时您主要是在从事论文创作，您完成博士论文后仍然选择待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对吗？

皮萨里德斯：不是的。毕业后我离开校园去求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塞浦路斯的中央银行。我返回祖国是因为塞浦路斯的政治状况，1974年塞浦路斯发生了希土两族的战争。我决意回国，因为当这个国家处于危难之中的时候，我是这个国家的希望。我在塞浦路斯的中央银行任职了6个月，然后我离开了塞浦路斯，计划返回英国的学界。之后我在南安普顿大学任教2年。

张军：我记得您在南安普顿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

皮萨里德斯：不，我获得了埃塞克斯大学的学士学位，我的硕士学位也是在埃塞克斯大学获得的。硕士毕业后，我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我本来有个机会去美国，但我不想去。

张军：这也是我很好奇的一点，您为什么没有去美国，而是待在了英国？当时经济学的主流已经是在美国，美国经济学的研究能力也更强。

皮萨里德斯：那不是我唯一一次放弃去美国，我不去美国从事研究是出于个人好恶，搬到美国去学习、研究和工作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很强的吸引力，我想要待在欧洲。我是一个欧洲人，我觉得欧洲很好，欧盟发展的前景也很好。如果从市场容量和经济总量来看，欧盟的规模比美国还要大，为什么我要去美国呢？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的一些大学确实会为学者提供更好的研究条件，我承认自己获得过哈佛大学博士生的录取通知，但是我拒绝了这一邀请。你知道，我也能够在欧洲进行高规格、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在欧洲，我也可以与美国的学者进行密切的合作。

我想告诉青年学生和研究者，你们想要在研究事业上取得成功，不一定都要涌向美国，你们也能够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找到成功，也可以与美国的学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与我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个教授都是美国学者。

我曾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从事研究和学习，经济学是个国际化的职业。我在伦敦做研究从未感到不适，常驻与此。

说起伦敦政经学院，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待上35年到40年，有时候你会很喜欢这个地方，有时候你则会厌恶这个地方，也许更多的时候你会讨厌这个地方，因为我出生后就没有离开出生的地方太远。

伦敦政经学院的特立独行者

张军：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除了因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森岛通夫等著名的经济学家可以让您师从之外，有没有其他经济学大师使您受益匪浅？

皮萨里德斯：当时学院有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核心人物。我虽然归属于理论流派，不过我的理论更加偏向于应用型理论，它不是应用于计量经济学模型，而是应用于实际经济当中的，所以我成了特立独行者。

这导致我两次晋升教职失败，我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唯一一名两次晋升都失败的成员，因为他们觉得我研究的就业问题和英国正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毫不相关，而且我和其他所有人研究的也不是同样的问题。

不过，理论流派确实对我影响不小。上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经济衰退，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等不少经济学家也开始研究应用经济学。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数据，他们尝试着去理解数据，并据此来制定政策。

后来我们设立了劳动经济学中心，我们邀请了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美国知名的宏观劳动经济学家，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由于我的学术背景，我们的研究有很强的理论性，但我们也高度关注政策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也有以政策为导向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团队。

张军：劳动经济学中心至今仍然在运转吗？

皮萨里德斯：是的，不过它更名为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绩效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张军：这让我想起来了，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该中心的主任是研究转型经济学的那位。

皮萨里德斯：是的，叫理查德•莱亚德，上世纪70年代他设立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劳动经济学中心，此后该中心更名为经济绩效研究中心。

张军：我注意到理查德•莱亚德，是因为他后来发表了多篇有关东欧国家的文章，关注东欧国家的转型问题。

皮萨里德斯：是的。我是那个团队的成员之一，但是我独自研究经济学中的就业问题，就业理论，他们也进行自己的研究，相比之下他们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应用，包括工会、工会与雇主关系等，而我关注的是劳动市场内的摩擦、个人与组织行为等。

张军：即便如此，您是否仍然会出席经济绩效研究中心组织的研讨会等活动呢？

皮萨里德斯：是的，我几乎每次都会出席，每周大概有两到三场研讨会，我总是会在那里。

得知获得诺奖脑子一片空白

张军：您几年前获得诺贝尔奖，我记得有还两位经济学家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奖。

皮萨里德斯：一个是美国西北大学的戴尔•莫滕森(Dale Mortensen)教授，我们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各自对劳动经济学中的同一问题进行研究。

张军：这么说来你们之前并不相识？

皮萨里德斯：我认识他，但一开始我们没有合作进行研究。他的第一篇论文是1970年发表的，我则是1973年、1974年左右发表的，到了1990年我们决定开始一起进行研究，因为我们研究对象如此相似。通过合作，我们建立了莫滕森-皮萨里德斯模型，自此我们决意以后获得任何的奖项都要分享给彼此，因为我们两人的研究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左到右：彼得•戴蒙德、戴尔•莫滕森、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另一名获奖者是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他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开拓者。在1979年到1983、1984年间，他进行了密集的研究，然后转而研究其他领域，不过由于他在该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被认为是开路先锋，但是我此前并没有与他相识。

张军：我知道他，是因为他出版的关于财政和税收方面的书。

皮萨里德斯：是的，他出版的更多著作关乎公共财政，他是公共财政领域的专家，包括税收等多个细分领域。当诺贝尔奖结果公布的时候，他坐在飞往波士顿的航班上。我记得当时是瑞典时间下午一点，伦敦时间恰好是正午，美国波士顿时间是清晨六点。他搭乘的航班落地后，来接机的朋友恭喜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是因为劳动经济学获得了诺贝尔奖，而非税收理论。

他发现自己当初只是开了个头，后来主要是莫滕森和我发展了这个理论，以及后续研究者的贡献。

张军：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皮萨里德斯：实际上当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

张军：当时您是在伦敦还是哪里？

皮萨里德斯：我当时在伦敦，但是我因为生病在家休息。我没有去学校上班，而是在准备会议的幻灯片，之后准备了一会儿讲座提纲。然后我的电话就响了，拿起电话后发现是从瑞典打来的电话，他们告诉我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告诉我这是一通非常重要的电话，问我是否一个人在电话旁。我回答说是的。当时距离诺贝尔奖公布评选结果还有20分钟。

张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否有组织相关的活动或是新闻发布会？

皮萨里德斯：是的，他们想要尽快举行，说只要我身体情况稍微好转，就尽快来出席新闻发布会。

张军：您知道，当时我的儿子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当时他说他去过你的办公室，因为您的办公室门上贴满了恭喜您获奖的小纸条。他进去跟您聊了一会。您当时送给了他一本签名的书。他回国后曾将这本书给我看，并将它转赠给了我。他在波士顿读书，当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交换学习，在那他选读的是金融学。

皮萨里德斯：是吗？有很多人在我办公室门上贴满便利贴，后来网上刊登的照片也是那样的。

张军：我也有这样的照片，我儿子拍的。

为拯救塞浦路斯危机回国三年

张军：您会经常会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办公室坐班吗？

皮萨里德斯：是的，我只要有教学任务通常都会在办公室坐班，直到当年的年末。此后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欧洲的金融危机，我的出生地塞浦路斯遭受的摧残尤其严重。后来我在塞浦路斯呆了一段，因为当时塞浦路斯的政府不知道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张军：这是您在校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皮萨里德斯：是的。而且当时反对党领袖想要参选下一任领导人，我为他如何走出金融和债务危机的困境提供了建议。与此同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晋升我为“学院教授”，这意味着我不必承担行政和教学任务，除非我自己想要这么做。在美国这被称为大学教授或是首席教授。

我在塞浦路斯这段时间的工作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迎来了“三驾马车”（欧盟处理危机的三驾马车指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到访，帮助塞浦路斯缓解和走出债务危机。

现在危机已经结束了，我返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原来的工作。

张军：这么说来您在家乡塞浦路斯工作了一年有余。

皮萨里德斯：不止一年，我在塞浦路斯待了大概三年。其中一年是在休学术假，另外两年则是在协助塞浦路斯处理金融危机。

张军：最后我有个请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两年前组建了国际咨询委员会。我们邀请了一些政府的官员、企业家和著名的学者担任委员，他们有来自中国的，也有美国的。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英国的学者在委员会中任职。

会谈后，张军和皮萨里德斯合影 李国徽|摄

皮萨里德斯：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什么？

张军：这个咨询委员会主要承担的是咨询服务的职责，我们每隔两年会召开一次委员会会议，全体成员都会来到复旦大学出席学校和经济学院共同组织的会议，为期一到两天，还会出席一些论坛并受邀演讲。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是咨询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副总裁朱民担任主席，他们也都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校友。我们的咨询委员会也有许多其他学校的学者。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国际咨询委员会，我们会感到十分荣幸。

皮萨里德斯：我会认真考虑您的邀请。我希望之后能够有机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委员会的权责等。

张军：我这里有个资料详细说明了委员的权利和义务。至少您每隔一年就要来上海，出席委员会全会，还有机会在北京等地出席其他的会议。我知道您今天的日程很满，多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和我分享您自己的故事。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特约译者张成 听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