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为庆祝建校113周年，复旦大学举行第52届科学报告会，并邀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做演讲，主题为“中国如何在经济发展中攀爬技术阶梯”。现发表演讲内容摘要，以飨读者。

3月份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及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中兴等中国高科技公司实施技术封锁，以芯片为代表的核心技术再度成为热议的焦点。

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中国的技术进步到底有多快？中国以开放市场获得技术快速升级的做法是否不再有效？中国如何在核心技术产业上拥有自己的地位？

对经济学家来说，这些问题非常经典。后进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始终面临一个疑惑和政策的选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究竟应该更多地“用市场换技术”，还是应该主要依靠产业政策，靠自主研发拥有核心技术？

首先要承认中国的科技进步很快而且潜力巨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做过一个全球科技报告，其中对中国的科技进步评价非常高。我们的科技研发占GDP的比重现在刚刚超过2%，对中国庞大的GDP总量来讲，2%是非常大的投入。但我们的研发密度仍处于发达国家的中位水平。发达国家大概在3%-4%。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达到2.5%。这从侧面反映了我们在科技层面有很好的基础和发展前景，现在研发支出增长非常快。

经济学家关心的是技术的进步对中国的经济有多大影响或者说技术进步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是否有所体现？过去20年来经济学家研究了中国出口的技术复杂度和出口附加值的变化，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

多数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出口的制成品，技术复杂度持续上升。不仅如此，中国出口值中的本土附加价值占比也在上升，而且速度很快。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解释认为，这个现象跟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制造业和中国企业吸收、消化和再开发海外技术的能力有很大关系。简单地说，在国外技术扩散中，中国企业的学习能力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大多数终端制造业领域，通过与FDI合资，参与到全球生产链条中，从低端做起，在技术阶梯上快速攀爬，是一条小步快跑的捷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一些企业也开始有能力做研发。但是整体而言研发的密度跟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系，我们不可能在多数制造业领域实现大跃进式的升级。

实际上，从90年代到现在，中国小步快跑的方式推动了我们的技术进步率每年平均在3%-4%。而美国和那些主要靠自主研发推动技术进步的国家平均技术进步率不过1-1.5%。因为我们在很多领域不在前沿面，我们离它还有距离，我们听过学习，肯定可以跑得更快些。事实上，到了前沿面之后，技术进步主要靠自主研发，那个时候技术进步会慢下来，经济增长也就慢下来。

那么，按照这种做法，我们能不能获得核心技术？发达国家有很多标志，其中之一就是拥有核心技术。中国还不是发达国家，尚未拥有很多核心科技非常正常，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科技进步很慢。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研发密度高，专利技术往往由发达国家来做，这与人均GDP存在关联。

尽管我们在很多领域中不拥有核心技术，但我们拥有微笑曲线和全球产业链中扣除两端后的区段里的很多竞争优势。最终的核心问题是，在全球产业链中，通过不断发展和小步快跑，我们能否最终占领技术的制造点？

过去10多年，尽管中国在一些消费电子领域（所谓B2C）已经有了世界前沿的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尚属于研发周期比较短和人力资本主导的技术。我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集中在装备制造领域（B2B）。我们可以生产汽车，但是我们还无法生产出制造汽车的生产线。我们可以生产高端电子产品，但我们还不能生产出高端的芯片。芯片的生产是一个高端的和精密的制造技术，我们还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经济学家看来，中国要在一些核心领域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并非不可能。问题在于代价是多大。为了达到在某些产业中拥有全球最先进技术水平的目的，我们现有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需要扭曲到什么程度？我相信今天很少有人支持再用“两弹一星”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因为这样做的代价过大。

这就涉及产业政策的问题。产业政策一直有争议，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验也常常会被一些经济学家用来支持产业政策的作用，也会被另一部分经济学家用来作为产业政策失败的案例。

世界银行有一本报告叫《东亚奇迹》，其看法是，这些经济体在发展中都尝试过产业政策，但是这些产业政策总体效果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如果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产业政策总体上比较中性，多是基础性的补贴和竞争鼓励的政策，而非保护既得利益的政策。这样的政策不会产生太大的扭曲，付出的代价较小，跟市场往往形成互补效应。

这对于中国发展高端芯片制造技术的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芯片技术的研发周期长，而且需要巨大的投入，如果政府能有初始投入和补贴的支持来降低企业的进入门槛和进入成本，会让这个阶段来得快一些。这正是我们在包括芯片等领域中的做法。

因此，针对与美国产生的贸易摩擦，中国采取的不是战略转向和自力更生，而是自主的开放政策，显然有其长远意义。这个办法产生一石三鸟的效应，既有助于解决贸易摩擦问题，又回应了加入世贸后中国在某些市场领域开放过于谨慎的抱怨。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深度的开放，将会大大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攀爬技术阶梯的速度。深度开放国内制造业和金融业市场有助于把扭曲降到最低，可以在某些高端领域加快发展的同时，保持和发挥中国在制造业多数领域中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