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还沉浸于国庆70周年的喜悦中时，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接下来的30年里，中国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实现共和国期许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成为富强和先进的国家？日前，张军教授应原子智库之邀发表评论，指出中国需要转变过去成功的增长模式，把增长的源泉与国内巨大的内需衔接起来。”
习近平主席把中国成为富强和先进国家的目标时钟设定在了2049年，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100年。实现这第二个“百年目标”，意味着中国要为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寻找到确定的道路。作为未来旅行的第一步，中国政府需要看清楚经济在过去40年的成功靠了什么，更要弄明白，这个经验和模式未来是否还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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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4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毫无疑问是成功的。它在贸易和劳动生产率上取得了连续数十年的超常增长，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巨大国家，这是不寻常的现象。得益于快速的工业化，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上升至2016年的57%，平均每年新增了1000多万的城市人口。中国表现不凡的经济发展，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人口。贫困人口的规模，从1985年的1.25亿人下降至2016年的5千万人左右，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到明年，中国将宣布全面消除贫困。中国过去40年经济发展的成功，是建立在吸取之前30年的教训并纠正错误政策之上的。1977年复出的邓小平深知，过去30年教条主义和集权计划体制的致命后果，不切实际的发展模式，让中国丧失了作为后来者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更多学习先行者技术的机会，邓为之惋惜。彼时，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1977年底，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说法，此前十年造成的国民收入损失，约为5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更重要的是，那30年尽管中国在极少数尖端科学等方面依然取得成就，但它并没有让普通中国人摆脱普遍的贫困。哪怕超过80%的中国人生活在与城市隔离的乡村，我们在那个时期依然未能解决大多数人的温饱。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到197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连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收入的1/3都没有达到，差不多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而如果不能解决吃饭问题，邓小平认为百姓就会对执政党失去信任，更无法让百姓相信那个被描述得十分美好的理想社会。这解释了为什么他复出之后便倡导一切要“实事求是”。他说过一句有名的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从这一起点开始，邓小平决心放弃不切实际的赶超战略，向更加务实的发展模式转变，加之推行市场化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在过去40年里逐步走上了一条靠加工出口引领的快速工业化轨道。创造条件并鼓励利用外资来带动那些有潜在优势的加工行业，让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其中，将其快速转变成有全球竞争优势的领先部门，中国成功实现了小步快跑的持续的结构变化、资本积累和生产率增长。在此过程中，中国努力改革其僵硬的体制去适应经济增长和结构的变化，并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把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转变成在制造业上具有竞争力的开放经济。把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归因于过去40年的改革和开放，当然是对的。但是，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它真正的成功之处在于：把握住了向先行工业化和更先进的经济体的学习机会，并利用这些机会来充分挖掘其作为后来者的优势，快速推动本土的工业化和经济转型。这使得中国即便作为一个大国，仍然拥有了超乎正常水平的贸易依存度。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1975-1979年间，中国贸易依存度是有记载的120个经济体中最低的；而到1990-1994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6%，到2007年超过60%。对经济学家而言，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可以有这么高的贸易依存度，的确是不寻常的现象。实际上，中国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反映了由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比重较高的事实。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多数时间里，由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占了中国对外贸易额的一大半。而贸易过度依赖FDI的现象，在印度和东亚其它高成长经济体中未曾有过。而且跟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流行本土企业的“进料加工”不同，由于本土企业技术装备落后并缺乏足够的技能，在中国设立深圳特区和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加工出口中，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多为“来料加工”，甚至设备也由外商提供，本土企业仅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一直到进入90年代之后，进料加工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才慢慢高过来料加工。这个现象有助于说明，中国在经济起飞之初愿为学习先行者的技术和经验而付出学费的决心。在那时，依然存在着诸多制度扭曲和对私人企业的金融歧视，限制了中国本土企业参与国际生产的能力。如果不是“过度”利用外资，中国那时不可能逾越这一障碍参与到全球生产链条之中。所以，正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宋恩荣教授所言，也许应该把中国过度利用外资视为将中国纳入全球价值链的一个次优解。这个不断积累资本、经验和技能的学习过程，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显然被加快了。由于上海浦东的开发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深度开放，中国在政策和法律上加强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鼓励，本土企业被鼓励与外国公司组建合资企业。这一做法不仅促进了加工出口，而且借助于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和欧美发达国家持续的在华投资，中国更快地参与到了全球生产链中。正是由于本土企业在学习中的进步，尽管加工出口依然占据中国出口的半壁江山，但进料加工开始取代来料加工的地位，逐步地，中国的出口结构不断变化，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程度也持续提升。到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已经从所谓的“血汗工厂”快速成为了全球公认的制造业中心。中国在参与全球化中获得的快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事实，还可以从以下变化中得到反映：即过去15年间，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对外资的依赖已经显著减弱。 就在大约2010年，当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而居全球第二位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增速也开始放缓，直至今日。放缓如此持久，是自1978年中国进入快速增长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观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份额的变化（巧合的是，这一份额的下降也发生在2010年），并考虑到诸多出口品的全球份额的峰值，加之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业已达到极高的比重，完全有理由判断：这个增长放缓是长期的现象。它提醒，即便全球经济格局稳定，由于向高收入国家的收敛以及学习效应的显著减弱，中国经济也不可能继续维持之前超常增长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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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些年，中国已在努力做出政策调整以应对经济的长期放缓。首先是承认未来的中低速增长趋势，并下调未来的增长目标以避免误判；其次是控制信贷增长速度，抑制资产部门的膨胀，防止债务和金融风险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再就是鼓励互联网经济等新兴业态的发展，创造新的就业以弥补传统就业的萎缩。在2018年初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后，中国领导人更强烈地认识到发展科技企业的紧迫性，并加快了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开放进程。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从根本上说，未来30年，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需要真正转变其过去成功的增长模式，以把增长的源泉与国内巨大的内需衔接起来。对中国而言，这个转变有其必然之处，因为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必将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逐步趋于正常化，这意味着未来对外贸易的增长将不可能比整体经济的增长更快。而这只有在未来更多的经济增长将依赖“自己跟自己做贸易”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所以，内需在未来变得更加重要。对中国而言，内需更大规模的释放，不仅需要把生活在城市的人口规模在未来扩大2-2.5亿人，鼓励人口更自由的流动以确保更多的人口聚集到那些交通便利和经济更发达的大都市和都市群中，促进巨大的消费需求；内需的释放也体现在未来的投资领域，意味着我们将享有未来更加密集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持续更新的企业设备投资需求。以全球视野来看，这是中国未来30年经济发展独有的巨大规模优势。更多依赖国内需求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政府更多开放市场准入。提升服务业的竞争力并对经济增长有更大贡献的最直接方式是，让受保护的主要服务业领域向市场投资者和潜在参与者开放。这对于被长期排斥在准入门槛之外的中国民间企业和投资者，尤为重要。在很多服务业领域，中国仅承诺向外资的开放还是不够的，还要真正确保竞争中性原则得到履行以使本土民间企业受到公正的待遇。不仅仅在金融、保险、电讯、运输等服务业，民间企业受到的无形歧视即便在制造业也无处不在。一个坏信号是，过去10年中国本土民间资本的设备投资意愿下降显著，这与他们在承受宏观调控政策中处于不利地位有直接关系。与国有大企业相比，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国家去产能和去杠杆政策的牺牲品。其结果是，更多的政府投资项目和更多的国有企业受到鼓励和支持，从而更多的信贷在实际上不得不配给至生产率过低的部门，这不仅从整体上恶化了投资的回报率，而且让金融体系也变得脆弱。这势必为增长放缓的经济增加巨大的风险，将经济引上刀刃。坦率地说，过去40年，中国出口引导的增长模式之所以能成功，不仅因为作为出口主力军的中国民间企业善于学习，而且因为它们在海外出口市场上不为制度歧视和准入限制所羁绊，这也是民间企业更多选择为出口而生产的原因。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有质量的增长要寄托于国内巨大的市场规模潜能，就需要具有巨大创造潜力的本土民间企业更多地在未来经济转型和增长中大显身手，而政府就必须进一步去扫清那些阻碍民间企业投资和扩张的制度障碍，给予本土民间企业家充分保障的创业、创新与融资自由，更大的市场准入。这是中国未来增长的源泉从模仿、跟从到自主创新转变的关键。以此而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重启结构改革对实现百年目标的迫切性，更不能低估公平对待民间企业家所可能释放的创造性能量。
文章来源：原子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