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12期。应《中国工业经济》邀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发表笔谈，就中国仍要加大开放市场的必要性谈了些看法，为深入理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提供有益的理论启示。
“十四五”规划对新发展格局有了比较详细的表述，对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状况也有一些判断，明确提出要走好“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道路。这里，笔者就中国仍要加大开放市场的必要性谈些看法。对未来发展中应该力求避免的一些趋势和倾向，我们也要有清醒和客观的认识。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近20年来，全球以生产链、供应链为主导的经贸关系的格局其实对中国比对发达经济体总体而言更有利。2019年麦肯锡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报告依据十多项指标测算显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在降低，但同时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在增加。报告认为，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性逐步增强，反映出中国作为一个市场、一个生产供应国，以及一个资本的重要输出国，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在上升。
正因为中国在供应链中处于不断强化的主导地位，现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怀有不安和被挑战的心态，在经贸关系上也自然会增加与中国的摩擦和对中国的抱怨。在英国智库Henry Jackson Society 2020年5月发表的报告中，把中国定义成为“技术上的威权主义”，认为西方“五眼联盟”在技术和供应链上已经战略性地依赖了中国。这次疫情的蔓延更让他们担心这种依赖的风险。因此，报告提出西方发达经济体要试图跟中国的供应链脱节，以减少未来对中国的战略依赖。
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狭隘的和有政治敌意的。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恰恰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对全球供应链深度参与的事实。我们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附加值贸易的数据库（TiVA）做了计算，中国出口美国的制成品中，按照附加值来源看，包含了G7国家不同比重的附加值来源，有意思的是，中国出口美国的附加值中，美国公司贡献了约10%，在G7国家中占的比例最高。换句话说，美国在中国的公司实际上成为中国供应链中非常重要的供应商。因此，中国出口美国的附加值并不都是中国自己的，因为这其中有大量的中间品来自发达国家本身，甚至美国自己的生产商。
如果把视野扩广，观察不同收入组的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的真实图景，我们会发现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当下在全球生产链、供应链的地位是在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程度更大的过程中演变而来，而根据一些相关研究提供的证据，这种参与无论是所谓的前向参与还是后向参与，大都如此，即高收入经济体比中低收入经济体参与的程度更高，而且更早。这说明发达经济体从全球供应链的分工中获益更多。因此，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就经济利益而言至少是共享的。而且，这种局面不是一个国家单边可以改变的。最近的一项研究也表明，由于战略代价极大，西方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想与中国在供应链上脱钩根本不容易做得到，更不用说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在与中国脱钩问题上具有利益上的不一致性。
在这种所谓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分工格局下，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跟中国脱钩吗？是不能也无法脱钩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2007年以后，由于中国扩大内需，对外需求的依赖的确在下降。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增长现在更多地是转向自己内部的需求。进一步的数据观察得出，在中国对外需依赖下降的同时，中国进口份额并没有太明显上升，这恐怕是中国的贸易伙伴高度关注的问题，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市场开放还相对缓慢。中国是个大国经济体，内部市场的规模庞大，开放市场对于维护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对于改善与贸易伙伴的不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但要特别防止自我循环。历史上看，大国经济往往会因为更多依赖自己的内部需求而形成相对封闭的经济内卷化倾向。“内卷化”这个词最近在网上特别流行，它的意思是指“低水平的均衡”。因为大国有自己庞大的市场和积累能力，容易低估对外开放的长期利益。中国自1840年之前有相对长的时期处于这种状态，印度历史上也是如此，拉尔出版于2008年的著作《印度均衡》中即阐述了这些问题。因为印度是大国，人口多，所以跟世界不发生任何关系也可以循环下去，但是发展的水平很低。从这个意义上讲，相对于一个小型经济体而言，大国反而应更加开放才可以。因为大国如果不开放，就不容易跟外部世界交流，也就倾向于形成一个自循环系统。
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专注国内大循环，并不是要闭关锁国，而是要继续加大开放，要形成国际、国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强调这一点，在中国经济的规模如此庞大，以及地位举足轻重的情况下非常重要。
实际上，中国在未来发展中，依然充满机遇。例如，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面向亚太经济并积极参与亚太大循环的机会不会减少。中国在这一区域中的主导地位还将持续上升。中国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双向贸易、双向投资以及技术供应链的合作前景值得乐观。在双循环相互促进战略下，长三角地区自然成为两个循环的交汇和节点地区。发挥好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在开放市场准入和建设更高标准的营商环境的模板作用，对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全球贸易投资的增长都至关重要。
中国仍处于需要加强利用开放市场和吸收FDI来实现技术追赶的历史机遇
技术的进步是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一个先行国家的技术水准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长期发展和积累的结果。很多情况下，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中国作为后来者，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几十年的情况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跟发达经济体相比，积累水平还相对较低。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技术研发总体水平高于与我们的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相符合的技术水平。很大程度上，这是开放带来的结果。
尽管中国目前还不是全球经济中在整体技术上处于前沿的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层面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正因为中国过去40年通过开放，吸引外资和加强多边的贸易与投资，才实现了快速的技术进步。过去大量的研究显示，相对于发达国家，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度量技术进步的话，中国在改革开放头三十年，技术进步率平均每年增长不低于3%，最近10年因转向内需而有所下降了。相对而言，发达国家因为处在技术最前沿，所以它的技术进步只会更慢，主要靠创新驱动，技术进步率大约平均每年增长1%—2%。在技术仍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不能很好利用开放市场和吸收FDI的历史机遇，事实上可能会放慢技术进步速度。
过去10多年，除了中国有能力可以加大自主研发的技术投入之外，在全球供应链中，贸易和来自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依然是中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而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国际并购也是有助于推动技术进步的来源之一。总体而言，中国依然需要坚定不移地参与全球技术供应链的合作并鼓励技术流动。在某些具有战略性和敏感性的高端技术领域内，强调自力更生、自强自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处在技术追赶的重要阶段时，放弃通过开放参与全球技术供应链的优势战略。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战略，充分发挥中国优势，把握历史机遇，相信中国在全球技术供应链中的地位会持续上升，最终站到技术前沿的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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