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奚锡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去年以来，从产业界、学术界到政策界，一种说法
越来越有市场：
我国在前面十年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制造业占比下降太快，而服务业占比的上升太快。
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普遍比制造部门慢，因此，如果我们要防止GDP增速的下滑，就需要稳住制造业在宏观经济中的占比。
如果没有大量新的农民工进入制造部门（例如，因为农村老龄化和粮食安全等原因），这将意味着服务业的比重无法上升，而资源将向制造业相对倾斜。这种看法合理吗？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它的答案取决于，我们的政策目标是偏重于GDP数字，还是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首先要指出，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比工业部门慢，是一个相当可靠的事实。世界各大经济体都基本如此，我国也不例外。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技术进步的规模效应相对较弱，生产率的提升确实比制造业慢。以二战后的美国为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比服务业快了六倍以上。因此，如果我们的政策目标是某个版本的GDP增长速度——它取决于不同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那么运用行政力量将资源从服务向制造业转移，确实有可能提高GDP增速。
然而，如果我们的政策目标是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而非GDP数字，那么恰恰相反，资源反而应该流向技术进步慢的服务业。道理很简单，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品，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替代的关系。我们生产再多的钢铁、水泥、塑料等制造品，也没有办法取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所提供的医疗、教育、文化、金融等服务。技术进步慢的服务业产量是相对不足的，因此只有大量投入生产资源，才能追赶技术进步快的制造业产量。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制造业和服务业就好像是一个人两只脚上的鞋。一个双脚健全的人，既需要左边的鞋，又需要右边的鞋，两者数量要一致才行。如果他已经拥有了100只左边的鞋（生产率快速提高的制造业），但只有一只右边的鞋（生产率进步较慢的服务业），那么，他是应该添置更多左边的鞋，还是更多右边的鞋？答案是很明白的：100只左边的鞋配一只右边的鞋，效果仅仅等同于一双鞋，还不如2只左边的鞋配2只右边的鞋。然而，只要选择了“合适”的计算方法，100只左边的鞋配1只右边的鞋，虽然不实用，也可能会产生很高的GDP。这个例子告诉我们，GDP数字和人民的福利之间，可以存在很大的距离。人民的福利，不但取决于GDP总量，也取决于GDP在不同部门之间是如何分配的。一个正常运作的经济体，各大部门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木桶”，以装载人民的福利这些“水”。在这种情况下，资源恰恰应该流向技术进步慢的部门。否则，这个部门就会变成“木桶”最短的那块板，成为人民幸福感提升的最大限制。实际上，在一个价格机制正常运作的经济体里，资源在不同部门的再流动，会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自然发生。如果制造部门出现了快速的技术进步，由于制造和服务是互补的关系，制造品的大量增加会引发人民对服务品的更多需求——左边的鞋要配同样数量右边的鞋。由于服务品的技术进步慢，这就产生了供不应求，因此，服务品的价格将快速上升，吸引更多生产资源进入服务业。因此，我们得到了一个看似奇怪实则合理的结论：假设我们能通过各种政策，促进制造业的生产率进一步提高，这反而会吸引更多生产资源流向服务业。另一个相关联的、事实层面的问题是：
我国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吗？
数据显示，恰恰相反。
正如图1所示，我国服务业在宏观经济中的比重，无论以就业还是GDP占比衡量，都比图中拟合线所代表的发达国家历史同期水平（以人均实际GDP衡量）低了十几个百分点。
服务业发展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
来源：钟粤俊、陆铭、奚锡灿（2020，管理世界）。根据ISIC划分三大产业，其中服务业是指除农业和工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人均GDP是按购买力平价的GDP比上总人口，统一换算成1990年的国际美元价格。
首先，服务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高于制造业部门。因此，服务业在宏观经济中的占比过低，是我国近十几年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偏低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一般维持在60-70%之间，但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近年来一直在40%左右徘徊。劳动收入份额过低，将导致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使收入分配更不平等。其次，与农产品和制造品相比，服务业的产品大部分不能储存和贸易，只能在本地生产本地消费。因此，我国服务业在宏观经济中的占比过低，也与我们内需不振、消费占比过低、对外贸依赖程度过高有紧密的联系，阻碍内循环和双循环战略的实施。此外，由于服务业相对更为清洁，每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比制造部门更低，因此，服务业占比严重偏低，也将导致我国整体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偏高，成为我国实现“绿水青山”和“碳达峰”目标的拦路虎。最后，服务业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如果说工业部门可能出现重复投资、低水平重复竞争等与人民群众福利脱钩的现象，那么服务业产出的增加一般会有效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当前人民群众最为关心和担忧的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都属于服务业范畴。而这几个问题的根本症结，也在于相关行业所提供的产品，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与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有很大差距。这些现象严重制约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幸福感的提升。
我国服务业占宏观经济比重过低，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现象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强行提高服务业的占比，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而对人民的福利造成伤害。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国现阶段服务业发展不足，背后有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因素。
首先是我国的户籍和城市化政策。近十几年来，虽然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我国的户籍和城市化政策，却把人口引导到密度更低的农村、小城市和大城市的边缘地区。与农业和制造业相比，绝大部分服务行业的产品很难贸易，依赖于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近距离互动。这意味着相对于农业和制造业，人口密度在服务业中将发挥更大作用。因此，这些将人口引导到低密度地区的政策，会抑制服务业的发展，降低服务业在宏观经济中的比重。根据我和钟粤俊、陆铭的研究（2020，管理世界），这些政策使我国服务业在宏观经济的占比下降了3-5个百分点。其次是服务部门过多的监管和准入限制。我国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所收获的最重要经验，是减少不必要的管制和干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能最大限度激活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生产积极性。“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但这个宝贵智慧，在教育、医疗、金融等重要服务行业，并未得到普遍应用。与制造业相比，我国许多关键服务行业，比如教育、医疗和金融等，存在更严重的准入限制和监管，限制了生产资源的流入。对文化产业和新兴服务业，监管部门也施加了过多干预和监管。这些干预和监管经常以一刀切和运动式执法的形式出现，干扰了相关企业的正常生产运营计划，挫伤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最后是地方政府对实物投资和制造业的政策偏好。长期以来，出于对本地区GDP和税收的追求，地方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政策时，存在对实物投资和制造业的过度偏好。在投资的结构中，地方政府重视和鼓励实物投资，但对教育、健康、文化等人力资本的公共投入则往往严重不足，而后面这些都属于服务业的范畴。另一方面，相比较于服务业企业，制造业企业规模较大而资本密度较高，更容易产生税收，也更容易推动地区GDP的短期增长，因此更容易成为地方政府追逐的对象。例如，作为地方引资政策的重要抓手，在城市建设用地的分配中，地方政府往往通过改变相对供给，压低了工业用地价格，而抬高了商住用地价格，使得二者的差距在有些地区能达到数倍乃至十倍。这种变相补贴制造企业的政策，使得经济资源向制造部门过度倾向。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里，服务与制造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这带来了一个违反直觉的结论：制造技术越发展，技术进步越快，生产资源（例如劳动力）反而会流向技术进步慢的服务业。这个结论之所以难以理解，也许是因为它完美体现了《道德经》里的哲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从事实层面看，我国目前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问题；恰恰相反，我国经济结构的短板在于服务业。而这块短板之后所以短，是因为一系列扭曲了资源配置的制度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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