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8日，“中国政策对话”系列讲座第2期：“大追赶：文化、制度与中国的崛起”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1会议室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研究中心（CCES）、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智库（RICE）、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FPRIM）联合主办。本次讲座主讲人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朱天老师，点评嘉宾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孟捷老师。本场讲座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奚锡灿老师主持。
▲奚锡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奚锡灿老师在开场环节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四十年前，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并在去年宣告全面脱贫。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如何发生？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可否被其他国家复制？中国未来能延续经济增长奇迹吗？
▲朱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
主讲嘉宾朱天教授分享了他在著作《大追赶：文化、制度与中国的崛起》中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解读。朱天教授首先回顾了历史学家彭慕兰和经济学家Acemoglu等关于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经典观点。彭慕兰在其名著《大分流》中提出，造成中国在1750年后开始落后于英国的主要原因是地理因素。而Acemoglu等在论文《命运大逆转》中指出，1500年左右，北美洲和澳洲经济落后于欧洲殖民地的南美洲，而今天北美洲和澳洲经济则大幅超越南美洲。他们认为，发生这个“大逆转”的原因是欧洲殖民者给两个地区带去了不同的制度。
朱天教授使用可视化图表展现了西方实现了工业化后，其他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情况。朱教授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快过发达国家并不奇怪，可以说是基数低带来的追赶效应（也叫后发优势）。然而，从全球视角看，收入低经济增长快并不是普遍规律：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过去40年几乎没有增长；北非、中东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发展中国家在过去40年人均收入也增长有限，慢于发达国家。中国经济增长之所以被称为奇迹，不是因为增长速度快过发达国家，而是也远远快过其他发展中国家。
朱天教授从两个视角来解释中国增长之谜。一个是全球比较的视角。朱天老师引用了李普赛特(Lipset)的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其实一个国家都不懂”来是说明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但不能是做简单的两个或几个国家的比较，而是要做大样本的全球比较。第二个是长期的视角，即从动态的观点去观察一国的经济增长。
朱教授分析了基数低、改革开放、全球化与出口导向、强势政府（包括政治稳定和政府治理能力）、人口规模、人口红利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贡献。朱老师通过全球比较的视角，采用翔实的数据和令人信服的分析，让听众理解这些因素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随后，朱教授引用著名经济学家Sala-i-Martin及合作者对88个国家经济增长率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研究结果，在67个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他们发现最稳健也是最重要的变量是一个经济体是否属于东亚，其次是儒家文化人口的占比。
那么东亚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差异化因素”（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朱天教授指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指的是一个经济体生产能力的持续提高，是个中长期概念，而经济波动指的是短期经济增长率围绕长期增长率的周期性变化。影响经济波动的三个因素是投资消费和出口。无论从经济理论上还是跨国数据上看，消费和出口都不会拉动长期经济增长。消费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随后，朱老师着重分析了长期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一、中国的有着全球几乎最低的消费率，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率也几乎是全球最高的（仅次于新加坡），进而使得中国能实现全球最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政策和安全感不足以解释各国储蓄率之间的巨大差异。跨国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的高储蓄率很可能与儒家文化有关。第二、中国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基础教育质量最高的，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跨国研究显示，以考试成绩度量的基础教育质量与国家经济增长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中国基础教育质量高并不是因为中国在公共教育上投资比别的国家高。多国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学生的学习压力是全世界最大的，而这很可能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使家长普遍重视教育所导致的。第三、从长期视角看，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远远快于其他国家。由于中国储蓄率高、基础教育质量好，因此中国学习已有的技术能力很强，技术进步的速度也就比较快。但这不等于没有创新！中国技术进步速度的背后，有着全球最快的研发支出的增长速度做支撑。此外，根据最新的研究，除了数量上的高速增长外，中国的专利水平质量和科学论文引用率也在不断提高。
朱教授最后进行了总结。第一、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高储蓄、重视教育是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实现高增长的原因。这意味着中国的经验不能简单复制到非洲拉美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二、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风险不是外部环境，而是自己的政策失误，但只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变，政策风险可控。正常发展的情况下，10年后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GDP有望达到美国的一半。第三、中国不会与世界经济脱钩，因为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里。未来的世界将是多极的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主宰世界。由于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西方国家应当考虑如何在中国崛起中受益，而不是如何阻止中国的崛起。与此同时，中国人要有自信，中国已经崛起，所以应当思考如何让世界从中国的崛起中受益、而不是受损。
▲孟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在点评环节中，孟捷教授针对朱教授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点评。孟教授认为，中国增长奇迹中，制度所起作用比文化起的作用大，而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需要进一步阐释。第一，按照古典经济学观点，为实现经济增长，要把资本从推动非生产性劳动转移到推动生产性劳动。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实现制度变迁。第二，改革开放不等同于经济自由化。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含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等丰富内涵。第三、中国竞争型地方政府制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贡献。土地财政的本质上是把老百姓的储蓄动员起来，作为租金归于地方政府支配。地方政府围绕基础设施进行战略性投资极大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形成。第四、中国和日韩等政府干预型经济有两个关键区别。1.中国有地方政府；2.中国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五、文化不能和储蓄率高、重视教育等同起来。同质文化圈理论重复了彭慕兰的错误。
朱天老师对点评进行了回应。第一，从统计概念上，亚当斯密所指的非生产性劳动其实是消费。第二，朱教授同意改革开放不能简单等同于经济自由化。第三，东亚儒家文化圈各经济体在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上的差异很大恰恰说明儒家文化而不是特点的体制在东亚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东亚发展的模式都不大一样，但所有地区都实现了高速增长。第四，儒家政治文化重视“仁政”，所以中国及东亚其他地区政府的廉洁程度高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以在干预经济上会更有效果。第五，制度显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文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文化是中国崛起的“差异化因素”，并不是说制度不重要，而是两者都很重要，只不过制度不是主要的差异化因素。
奚锡灿老师也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进行了分享。第一，经济增长有赢家和输家。穷国不一定增长得快。第二，根据Sala-i-Martin的研究，与经济增长有稳健正相关性的三个因素分别是：投资、经济开放、儒家文化人口占比。第三、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关系密切。越穷的国家经济处于衰退的时间越久。穷国之所以穷，一大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经常进了一步后又退一步。第四，根据宏观量化研究，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教育、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大概是4：1：3。中国在维持高投资率的同时，也维持了比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原因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快速增长。要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靠模仿，二靠研发，而深层次的驱动因素是历史、文化和制度。第五，古代中国不仅有儒家文化，还有法家传统，统治阶级普遍采用“表儒里法”的手段。儒与法的文化和思想遗产，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讨论互动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也出席了活动并即兴发言。张教授首先高度评价了朱天教授的演讲水准。随后张教授回顾了他在2006年受邀参加国际跨国项目的经历，该项目研究东亚经济崛起的原因。朱天教授探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时，实质上使用了差分的方法。张教授回顾在韩国大邱任教时，直观感受到韩国人对家庭的普遍重视。在儒家文化的国家中，个人对政府的依赖相对较弱。儒家文化家庭在知识、商业技能的代际传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我们强调国家能力的时候，东亚国家经济体也通过家庭代际传承积累了非常强的个人能力。这是其他地区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显著特点。儒家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具有多层面的涵义。
尾 声
在讲座的互动环节中，讲座嘉宾回答了在场观众提出的儒家文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人口问题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文化和制度关系等问题，现场气氛热烈。
“中国政策对话”系列讲座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智库、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联合推出的高端品牌讲座，旨在讨论中国经济的重大问题和政策，启发社会各界对中国重大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
撰稿 | 李 博
摄影 | 李国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