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8日，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RICE-CCES沙龙“2021经济展望：如何开启发展新格局”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1会议室召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易行健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罗长远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教授、副主任寇宗来教授、王永钦教授、章元教授、章奇副教授、吴建峰副教授、王之副教授、刘志阔副教授、奚锡灿助理教授，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出席了此次沙龙并进行了精彩的分享。活动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晏副教授主持。

寇宗来教授认为，要讨论如何开启发展新格局，就要对比之前的发展格局，可以区分为疫情前后、新常态前后、以及从中美关系角度考虑的川普总统前后。这些角度的共同点在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关系。经济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以前中国是净生产者，但现在面临新的国际格局，因此双循环特别重要，尤其是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关系。而且，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其中，大有可为的是RCEP和数字货币的发展，同时也要注意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

易行健教授着重探讨了为何要开启发展新格局。易教授指出，美国、中国和日本这前三大经济体，由于疫情的冲击，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大国博弈中，技术的创新升级是关键。中国作为大型经济体，如何理解内循环为主、打通内外双循环对技术发展非常重要。其中，国内需求的提高能够增加我国在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力，使得双循环提高。而关于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紧紧抓住三个方面。其一，如何打通国内的市场体系。其中包括李克强总理提到过的五六亿人的可支配收水平非常低的问题，以及城市化问题，还有中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问题。其二，需求改革不单是一个促进需求增加的问题，而要着眼于改革阻碍需求扩大的体制机制。其三，是如何进一步开放的问题。现在面临国外的封锁，怎样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使得我们的内生增长能力提高，是最大的一个难点。

章俊首席经济学家分享了摩根士丹利对中国经济的展望。从宏观数据看，世界经济已经实现了V型反弹。相比2008年内生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次外生疫情冲击下的经济虽然下滑更为严重，但恢复更快、反弹力度更大。展望2021年，全球经济在以下三个方面展现出良好的复苏前景：首先，是疫苗研发的突破可能会带来经济的复苏；其次，预期明年全球政府仍会采取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第三，这次疫情后是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共振复苏，而非交替复苏。章俊老师也指出，虽然复苏是确定的，但不确定性来自于复苏的力度。就疫情而言，进入冬季加大了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疫苗是否能阻止疫情传播成为关键。就全球的财政货币政策而言，财政刺激政策很有可能会回到党派之争，美国经济增长有可能低于预期。最后，全球经济一体化自2008年开始出现放缓趋势，也就是所谓的“slobalization”现象。

罗长远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罗长远教授从开放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很有必要比较拜登政府与奥巴马政府的区别，因为金融危机与此次的疫情危机有共通之处。在两次危机中，都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要通过多边合作解决问题。奥巴马政府上任后着力拼稳定，现在疫情后依据民主党的逻辑，仍然会借助多边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稳定，例如重返WHO以及巴黎气候协定。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仍然有可能会做出与奥巴马政府相似的决策，将中国排除在外。但与奥巴马政府当年不同的是，拜登政府会注意到边缘社会群体的生存空间。罗长远教授还指出，在国际循环中，中国下了“先手棋”占得先机，例如中欧BIT双边投资协定，以及RCEP等等。在国内循环中，中国也下了“先手棋”，例如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等。

王永钦教授分享了对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的思考及对未来中长期发展的预期。中国的资本形成仅限于城市部门，农村的土地产权仍然是集体所有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均衡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转化为房价的快速增长，导致中国的家庭负债急速上升。这也导致收入差距加剧扩大，并可能会转化为杠杆问题，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王永钦教授认为，如果没有疫情，鉴于中国经济的负债结构，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应该注重更加有效率和更加公平的发展。中国也还有大量的资本没有利用，例如农村的土地，城市中未盘活的资本，以及因为户籍制度受到限制的人力资本。

陈钊教授首先从两个角度讨论了为什么称为新格局。其一，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能再仅仅利用低劳动力成本。那就意味着要寻找新的比较优势的来源，简单而言，就是创新和技术，也就是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其二，从外部环境考虑，更关注中美关系，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引起国际的重视，中国在考虑发展模式时，不得不考虑这些外部环境的约束。因此，在后续发展中要少用政府干预的手段，多强调利用市场的手段。陈教授接着探讨了如何开启新格局。一方面，在制度上要开启市场的力量。例如，“卡脖子”行业仍然要坚持市场化，不能采取举国模式。另一方面，要开启更加有效的要素驱动。在技术方面，创新有没有整体的制度，比如说专利保护、产权保护。在资本方面，很多领域资本如何匹配创新模式，例如资本能否有效地与新兴产业结合等。在劳动力方面，需要大力发展技能型的职业教育适应产业升级。

章元教授首先表达了对2021年经济形势不太乐观的观点。虽然中国的出口表现看似不错，但其中有疫情导致的特殊性；同时，对外资的吸引也与优惠的利率有关，而疫情后这些有利的外部因素或许难以维持。与此同时，投资和消费还是非常低迷的，最新的数据是1到10月份民间投资下降了0.7%，制造业投资下降5.3%。此外，财政困难，继续减税降费难以为继。

章奇副教授从2020年中国经济表现非常亮眼的原因开始反思。中国在疫情中复产最快，而国外同期处于停产状态。在中国刺激生产的同时，国外刺激消费。因此，国外的购买力转化为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最终使得中国的出口非常强劲。中国对外经济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中国过去40年根本的发动机，在未来也会是根本的推动力量。因此，维持对外经贸关系非常重要。然而，中国的投资模式值得警惕，特别是相关的坏账和收入分配恶化问题。放眼国际，在中美关系这一外部环境方面，虽然特朗普没有连任，但是应当认识到特朗普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就未来发展而言，要改善收入分配，就要改变发展模式；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如果没有配套的制度改革，很可能回到投资驱动的老路上。因此，新格局会缓慢发展，而老问题仍然会存在。

王之副教授分析了疫情是否会打破旧格局、开启新格局的问题。因为国外疫情的原因，很多订单流向了中国的企业，王老师认为对于中国企业可能会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成本，一个是它的品牌和品质。传统制造业接受了国外很大的订单，进而产生了生产的规模经济。同时，中国也出口高端的医疗设备和高端消费品。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干中学”以提升品质。

吴建峰副教授发表了对长三角一体化的观点。他认为上海不应该去和江苏、浙江竞争所谓的优势产业。回顾上海的发展历程，其中很重要的是浦东开放，激活了江苏和浙江私营企业的发展和一些经济，进而才能成就上海今天的地位。

张军主任在总结环节首先探讨了当今中国面临的情况与当年苏联的情形的相似与不同之处。苏联在1949年与6个东欧国家成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建立一套自循环的系统，跟这6个国家进行贸易，跟6个国家以外的整个西方世界没有贸易，也就是自循环。这其中很大的问题是与西方世界的隔离，导致技术进步落后。同时，计划经济没有多样化、个性化和服务业化。中国目前的双循环中的内循环容易让人联想到当年的苏联。但是，当前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高度融入全球经济。在此过程中，中国也积累了自主研发的能力。因此，在未来，中国应当进一步开放国内的市场准入，大力发展非贸易部门，加快对服务业的投资。之前40年是国外开放容纳中国，现在应该中国开放拥抱世界。

张晏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次沙龙在热烈的氛围中迎来尾声，张晏副主任代表主办方特别感谢了倪德明校友学术发展基金对RICE-CCES沙龙活动的资助，并预告了RICE智库与复旦平安宏观经济中心合办的年度高端峰会“2021：格局·改变·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