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学生心目中都有一位好导师：如明镜，如长者，如灯塔，也如星辰，那是迷茫时的点拨，惶恐时的棒喝，脆弱时的臂膀。

经济学院张军教授从教三十年，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他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荣获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称号、复旦大学校长奖，更是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获得者，以及美国比较经济学会最佳论文奖Bergson Prize获得者。

立足前沿，追求真理，作为是改革开放40年历史进程的亲历者和研究者，张军教授站在世界舞台讲述中国故事，品味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智慧，为经济学殿堂带来了务实求真的中国风采，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阐释与解读已形成了世界影响力。

更可贵的是，张军教授勇敢地战胜病魔，孜孜不倦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他的大师风范、仁师关怀培养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甚至还影响了许许多多普通人。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在复旦大学第八届“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评选之际，我们推出“张军教授风采纪实”，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故事，一同感受张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师生真情。

彰郁泽芳，君子坦荡！愿这份情能够滋润莘莘学子，愿这份情绵远流长。

本期主人公是韩贤旺博士，现任汇添富基金首席经济学家。1995年，韩贤旺下课后向张军老师请教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讨论中，张老师发现了韩贤旺的闪光点，就立刻指导他深入研究，没想到这次合作竟成为了韩贤旺研究经济问题的全新起点。

在我接触过的导师中，张军老师就是那三四位对我影响最大的良师之一。他是一位极其优秀高效的学者，也是一位影响学生理解社会问题方法的前辈，是我见过的超一流的导师。

不谦虚地讲，我与张老师从相识到合作的过程实际上有着很深的学术背景与意义。

1994年，我从南开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本科考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专业攻读硕士。那一年，中国刚经历了高通胀噩梦，这迫使人们开始全面反思经济理论、方法和政策。而1995年就成为中国经济学基础研究的分水岭，学术界也进入启蒙阶段。以制度经济学为导入点的西方欧美主流经济学信息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引入中国的高等学府，最新的教材和优秀的师资成为当时最稀缺的资源。

张老师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我们学生中的传奇，大家都想一睹他的风采。

在人才大量流出的历史阶段，复旦经济学的传统优势项目政治经济和世界经济两大专业也面临着转型的挑战。张老师是复旦自己培养的优秀青年教师，他立足中国经济研究，已经站在国内外中国经济研究的前沿。但是这只是学校内外对他的一致评价，很多也是口口相传。只有当我与张老师相识并有幸合作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对学生的高超指导能力。

不过，张老师的课程属于经济系，而我是世界经济专业的学生，因此只有在经济学基础课程和跨系选修才有机会遇到他。1995年下半年，我选修了张老师的一门课程。课间休息期间，我找张老师请教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主要是讨论克鲁格曼教授1994年发表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的那篇十分著名但颇有争议的文章《东亚奇迹的神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张老师与学生们在工作餐之余讨论学术问题

这里补充一下，克鲁格曼认为，东亚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实际与前苏联模式相似，主要动力是大规模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力密集投入。这样的模式缺乏知识进步与技术创新的支持，更没有西方国家的市场制度作为保障，因此不可持续。这一论述被国内概括为“克鲁格曼质疑”。

克鲁格曼针对的是世界银行1993年发表的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The East Asian Miracle :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世行报告认为，东亚经济体保持长期高速增长奇迹的原因，正在于私人投资扩大、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健全的经济政策。

对克氏的质疑，当时国内学术界讨论非常激烈。那年经济学院院庆还请来了很多传说中的学术泰斗交流切磋。到了夏天，张老师也请到了张维迎教授来复旦交流。这也标志着外部市场环境与企业内部激励机制之间的大论战拉开了帷幕。

言归正传，从克氏质疑出发，张老师敏锐地发现了我们讨论中的焦点。他问我，能否做一个研究支持，归纳总结一下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前苏联经济增长模式的学术观点，由此对前苏联与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当时张老师看到了媒体和大众对克氏质疑的争议，但他感到很多人没有学术上客观冷静地分析这件事，因此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扬清激浊。张老师还给了我一篇Easterly和Fischer的文章，并让我去图书馆把两篇文章中提到的学术论文都找出来学习，给我一个月时间去他家交流。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现有文献中有关前苏联经验教训的已经很多了，因此就暂时搁置了两国比较的思路。我们集中笔力写了一篇前苏联增长模式的文献综述，这也是对学术空白的一个贡献。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张老师切中要点的实时指导。文章最后发表在《经济研究》上。我的硕士论文也是对这篇文章的延伸研究，我也很荣幸地请到张老师做我的论文答辩委员。

2016年教师节张老师与在校学生合影留念

通过张老师，我第一次发现经济研究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也更好地理解了经济学的定位，体会到经济学的博大精深。

张老师指导精准高效，不纠结于细节。他总是能够通过主线讨论和启发思考，让学生也不断更新看法，突破自我局限。这让我体会到研究未知、探索真理的奇妙乐趣。

由于之后选择去英国交流学习，我后来也就没有机会再跟从张老师继续深造。张老师作为导师的最优秀的品质就是敏锐的学术眼光：他能够很快地发现学术争论的核心，并且有很好的思路去解决这些问题。

要知道，那个时代大部分研究者还受制于欧美主流经济学的技巧花样，而张老师却早就保持着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清醒与理性。

现在的学生有更好的条件。大家无论是在师资与学术信息，还是在跟海外最优秀的专家学者保持互动方面，这些都比我那时强太多。但是经济学研究的本质一直没有变，那就是经世济用。相比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是一个更加显性和入世的学科，正确地运用经济学知识对于我们而言显得更为重要。

与张老师的合作的确对我后来的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有趣的是，很多人总是把我们俩发表在《经济研究》上这篇文章作为我个人的标签，而没人关心合作的过程，作为第一作者的张老师更是被这些人淡忘了。

这也充分反映了导师这一工作的伟大之处：默默无闻，成就学生。

回想起来，距离那篇文章发表已经过去22年了，我惊叹自己竟然还记得很多细节，这就是所说的师恩难忘吧。

就让我用这篇文章感谢张军老师，感谢那些所有一心一意成就学生的好导师。

韩贤旺博士

作者小传：

韩贤旺，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析师、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所所长助理、行业部经理、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主管、平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票研究主管。2007年起2015年担任汇添富基金公司研究总监，2016年至今担任首席经济学家。

1996年，张军、韩贤旺合作的论文《苏联的增长方式：来自经济计量研究文献的综述》发表在《经济研究》当年第8期，该论文对国内正确理解前苏联经济增长机制有重要学术引领和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石烁

排版：周子奇

图片：韩贤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