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钊，现任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智库）研究员，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兴趣第一

中国的经济学成长非常快，而我自己的研究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学的成长而逐渐深入的，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做经济学研究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不是需要人有多聪明，而是首先得有兴趣，然后才是需要对一些现实问题拥有一定的敏锐性。

比如我们读本科时，经济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一门“显学”，那时肯去做经济学研究的一般都是对经济学真有兴趣的人。而且我很幸运，我遇到了几个跟我有共同兴趣的同学，那时，我们有四个同学一起在很简陋、有限的条件下，办了一份学生报纸《经济学人》，刊名还是蒋家俊老师题写的。这份报纸现在还在学生中间一届届地往下传。这四个同学，其中的两位主编方颖与丁维莉后来去了匹兹堡大学读博士，现在分别任职于厦门大学王亚南学院和加拿大的女皇大学。其中的两位编辑，我和陆铭，则在复旦读了博士并留校任教。现在想来，当时我们为数不多的一些讨论、短文，非常之稚嫩，但却培养了我们对经济学的兴趣。兴趣真的很重要，有了兴趣才有了后来的坚持。

从现实中找问题

刚开始时，我们也是在不断摸索，在中国做经济学研究要研究什么问题？我们刚深入硕士博士的经济学课程时，一般都是在学习宏观、微观理论，伴随一些数学模型的推导，这很容易让我们一开始就选择做一些理论的工作。而对我自己触动很大的一件事情是，2001年我和陆铭正好博士毕业，我们各自把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投给了一个在法国召开的中国经济国际会议，并受邀参会。会上我们才发现，大家更为关心的，不是我们的理论模型，而是关于中国的经验事实：中国的改革到底改变了什么？中国有没有成为一个市场经济？会上，那些从中国重要现实问题出发而开展的实证研究往往能够引起参会者的极大兴趣。

这对我们的触动很大，所以我们开始商量和反思到底我们要做什么，随后开始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关注劳动力市场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现实问题，并逐渐将研究兴趣聚焦到户籍这一问题上。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牵涉面很广，后来也进一步将研究扩展的城市化。所以，找到感兴趣的，并且重要的研究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

我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本科名校数理高才班毕业，数理模型推导、计算机编程各方面能力都非常突出。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合适的研究题目给他，就让他自己先找题目，然后和我讨论。有一次，他告诉我，本来他认为自己要做最好的一流的研究，所以他要研究美国问题，但是真正尝试这么去做时，他发现自己连人家美国数据库里的数据是什么意思都一知半解。所以，当你连提出问题的制度背景都不知道的话，是没法开展实证研究的。因此，经济学研究想要扎根中国，不管是建构理论还是进行实证研究，首先都必须了解中国，都要观察你所处的这个环境，从现实中找问题。那才是你最有体验，最有感觉的地方。

从亲身经历中寻找研究灵感

我最近完成的好几项研究，其实都和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曾经做过一个横向项目，关于上海市战略性产业的扶持政策，那时由上海市经委牵头调研了很多家制造业企业，针对的核心问题就是企业的创新。

我与合作者完成的关于FDI溢出效应的研究，就跟这次调研有很大的关系。我为什么想到要研究这个题目呢？一般文献里提到的溢出效应分为水平溢出效应和垂直溢出效应两种。水平溢出是指，比如我是一个外国的汽车企业，我来到中国，我将技术溢出到国内同行本土企业中。垂直溢出是指可能对零部件生产企业（上游企业）或者销售企业（下游企业）有溢出。但是我通过调研发现，恐怕还有一种特别的现象。比如一个汽车外企A，一个同行的民企B，还有一个做汽车零部件的本土民企C。A不见得会直接影响B，但是可能会因为政府所下发的配件本土化要求而去购买C的零部件，并且向C提出很严格的质量与技术要求等。C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就会相应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效率，丰富产品的种类。一旦有了技术水平提高后的像C这样的上游企业，下游的本土企业B想要技术升级就容易多了。最典型的是李书福，开始是生产摩托车的，但因为国内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已经发达，所以，他后来可以很快地进入汽车行业，去造汽车了。所以你看这种溢出效应是迂回的，外企进来通过影响上游企业，转而提高了下游同行企业的效率。

这个发现让我们可以解释之前关于中国FDI溢出效应的研究中较难解释的现象。比如，现有研究中，水平溢出效应往往是负的，我们的研究则告诉大家，即使直接的水平溢出效应是负的，但间接的，迂回的溢出效应却是正的。此外，这个研究也让我们可以发现，发展中国FDI的溢出效应产生的一个新机制，并相应地告诉决策者，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对其本土化采购的要求是多么重要。

最近，我与博士研究生王旸在大约两年前开展的一项实证研究，验证了“营改增”改革对于分工的促进作用，这个研究的灵感来源也是来自于在上海市的调研。在一次对软件企业的调研中，我发现国内的嵌入式软件不好发展，因为很多企业都是自己研发软件，而不是向专业的软件商购买。这就导致分工的不足。为什么难以进行分工的深化呢？因为存在二次征税的问题。这个故事一直埋在我脑海里，等到后来我发现有很多关于“营改增”改革的实证研究后，我就想，既然这个改革的主要意图是解决二次征税，促进分工深化，那么首先就应该去检验一下，看看“营改增”的税收政策变化是否真正促进了分工。

关注中国特有问题

除了自己的经历之外，中国还有太多的政策问题，可以让我们去研究政策效果，提供一些政策建议。扎根中国的研究必须要了解政策的背景，还有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中国的地理、历史与文化。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地域广大，地区发展差异大，这就带来很多研究课题。

比如，我国地势西高东低，长江和黄河等河流都是从西往东流，而西部欠发达，东部发达，这就让我有天突然想到这个客观事实跟治污问题的关系。东部地区治污效果怎样？发达地区在下游，治理水平、监管程度更高，民众对治污的关注度也更高，所以污染企业很可能会被赶出去，转移到上游欠发达地区，但是水是从上游往下游流的，所以表面上看污染企业减少了，但是污水还是照样流回来，效果没有想得那么好，甚至会更差，影响的水域会更广。这就是我与合作者们完成的另一项研究工作的主题，这个研究告诉我们，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会由于地区发展水平、监管水平的差异而受影响，甚至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有很大偏差。

当然中国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特色，比如文化。我和陆铭在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迈向社会和谐的城乡发展》这本书里收录了一篇关于“方言的回报”的文章。这篇文章来源于一个本科生的想法，他说他想看外地人会说上海话的回报。找我来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个研究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如何寻找工具变量。因为如果你看到一个民工上海话说得好，所以工资很高的话，并不一定是因为上海话带给他更高的回报，而是他个人能力本来就很强，所以，学上海话对他来讲也很容易。这样一来，你看到的就不是说上海话能力的回报，而是无法观察到的个人能力的回报。这怎么办？这可能是这个研究最难解决的问题。但因为我自己是舟山人，说的基本上就是宁波话，所以，我知道对于我这样的外来人口，学讲上海话是非常容易的，这与我的能力无头，只是因为我的家乡与上海同属于一个语系——吴语系。但换上一个北方人，再怎么有能力，学上海话还是相当难的。于是，家乡的语言区与吴语的差异，就成了我们寻找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的思路。这就是因为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能够接触这样的现实生活，因而更可能从中找到研究的素材。

我所进行的户籍研究

具体到我们新出的这本书，里面的内容是我和陆铭以及其他合作者这些年来一起做的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户籍的过程中，我有两个感触特别深，写在书的序里了。

首先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事情。比如，外来人口在大城市里工作，就因为没有户口，你却不让他们的孩子在这里读小学和中学？这貌似已经超越了经济学的范畴了。是非对错并不必须是经济学家才能给出建议。或者有些问题，经济学家可以给出建议和答案，但是要给经济学家足够的时间。比如说，城市如果排斥无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的子女，让他们感觉处处受歧视，这对他们的身心发展是怎样的后果？真要研究的话，就要进行长期的跟踪调研，但我们恐怕是等不及的。大家想一下，中国的大城市首先会进入老龄化社会，服务老人的更太可能是外来人口，他们若是从小时候起没有得到好的对待，你凭什么要求他们好好对待已是暮年的你？这个问题其实很明显，任何人都能想得到结果。

再举一个例子，有政策说城市太大需要把低端劳动力赶出去。我不赞同将劳动力分为高端和低端，保姆的薪水可能比白领还要高，那谁是低端，谁是高端呢。外来劳动力，你怎么赶？政府还提出来一个自认为很聪明的办法，叫“教育控人”。就是不让子女在城市里接受教育，比如这些城市的农民工二代。但问题是，他们见过城市的繁华，未来可能再回到农村去吗？如果不给他们好的教育、好的发展前景，他们一旦长期逗留在城市中，这对城市的发展有利吗？在本书中，我们仅有的一项理论研究就告诉大家，如果将公共资源分给外来人口，对城市户籍人口不见得没有好处，因为虽然蛋糕有一定的比例分给了别人了，但能够分配的蛋糕却可能因此而变得更大了。

我的第二个感触是，对户籍制度的讨论远远超出了户籍本身。经济学家做研究，都希望把研究说得更有意义，影响更大一些，户籍问题就是这样。我们认为，户籍至少对以下三个重要方面有很大的影响。

第一，城市化问题。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选择怎样的路径？讨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并不是仅仅停留于讨论城市化水平每年要增长几个百分点。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我们更要研究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应该有怎样的空间布局才是合理的？而户籍制度显然会影响人口向大城市化的集聚。

第二，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问题广受讨论，是因为它涉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因为户籍制度的存在，劳动力流动存在制度性障碍，因此我们不能机械地去套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想象一下，如果户籍制度的约束能够放松，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潜在劳动力转移出来，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也会发生变化，这些都会影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

第三，产业升级。创新、竞争力、产业升级，也跟户籍有关。当然我们只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进行简单的制造加工承接全球的生产订单时，问题还不会太大。但是当我们真的要进行产业升级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质量应该要相应提高。如果户籍制度不能有所改变，那么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就不能充分惠及更多的非本地户籍人口，我们的产业升级就会遇到劳动力技能无法匹配的问题。所以，离开了户籍制度改革背后的城市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我们的产业升级恐怕也难以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