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吴建峰在第109期鸿儒论道的发言，经本人审阅同意。
中国是区位导向型政策实施最为密集的国家之一
首先非常感谢傅院长邀请，也感谢新望老师的演讲。我的这个评论主要是对新望老师演讲的补充。
刚才新望老师从宏观角度回顾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区域政策演变进程，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我结合自己的研究，从微观视角来评估这些区域政策如何影响地方的经济增长。
从学术角度来说，区域性政策主要是指具有区位导向性政策（Place-based policies），即政府通过在一个特定区域内实施激政策，包括税收减免，基础设施的投资，人力资本补贴等等，使得要素能够在空间向指定区域流动，促进产业活动和就业在该区域内聚集。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区位导向性政策在全球各国广泛使用。不同国家采用区位导向性政策目标不一样。一般来说，发达国家采用区域导向型的政策，主要目标是提升经济衰落地区，尤其是增加当地人就业机会。
例如美国1933年成立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就是一个典型。成立该机构是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推动新政中的重要一项内容。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职能主要是通过推动新的耕种方法、植树、新建水坝和发电来创造就业和解决田纳西河谷的其他问题。
由田纳西河谷管理局负责推动的水坝兴建工程，1942年
研究发现，该机构的成立和其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田纳西和美国的制造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产生的集聚收益非常有限。除了美国，欧盟还有很多基金或者预算计划来提升经济相对落后区域，消除欧盟内部的经济发展不平等。
和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往往在经济基础比较好或者地理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优先实施区位导向性政策，优先振兴这些地区的经济，从而引领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就是很好的案例。相关研究发现中国的开发区政策在推动工业化进程和地区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理论上来说，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在一个大区域内实施激励政策，能够降低地区间贸易成本，促进产业活动的空间集中，从而产生足够的集聚经济。
第二，经济活动在有限空间集聚后对周围产业也会起到带动作用，即溢出效应。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区位导向性政策能够促进新企业的进入，培养当地企业家精神。
我最近做了一些研究，主要就是通过中国的企业层面数据，来验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的区位导向性政策推动当地的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学机制。
我的第一项研究主要是从微观视角考察开发区对城市经济的影响。(见"The birth of edge cities in China: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industrial parks policy", with Siqi Zheng, Weizeng Sun, and Matthew Kah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00, 2017,pp.80-103.)
我们收集了全国1568个国家级和省级的开发区，并利用GIS技术将其地理编码落在地图上。同时依据企业的地址信息，我们完成了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和20006—2013年住宅和餐饮以及休闲娱乐企业的地理编码工作。
利用上述编码，我们区分了开发区内和开发区外企业。基于集聚经济溢出效应的理论框架，我们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讨论了开发区兴起是否会带来“边缘城市”的出现。
Economist（2016） : 中国是开发区政策实施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我们的研究发现开发区对工业区内的在位企业TFP有显著正向作用。概括来说，开发区使这些企业的TFP平均提高25.7%。
我们的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开发区对区外企业TFP、工资和周边就业密度的正向拉动作用。除了生产上的溢出效应外，我们还讨论了开发区对周边住房、餐饮和娱乐设施等的影响。
实证分析提供了开发区的兴建会增加周边地区新房的销售，以及新餐馆、娱乐设施和商场数量上升的证据。我们的研究证实了开发区同时产生了生产和消费的溢出效应，最终促进城市副中心的出现。
我的第二项研究是讨论西部大开发是否带动了新企业的出现。（见“Location-based tax incentives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Evidence from private new firms in China”，with Zhikuo Liu and Huihang Wu.2017. CCES Working Paper, Fudan University.）
刚才新望老师讲了我国政府在1999年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并在2000年开始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整个开发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为了减少改革开放以来 沿海内地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发展差距。
西部大开发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大的政策包，包括基础设施投资、税收减免、人才补贴等一系列激励政策。在这些政策中，有一个税收减免的政策，即对国家鼓励的行业的企业在西部落户将享受18%的税收减免。
这项政策为我们研究税收激励如何影响本地经济提供了非常好的政策设计。我们利用中国全样本企业调查数据做了一个测算，发现相比于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后西部县在2002-2004年间平均新生企业数量所占企业的比例要高于全国的比例。
基于这样的观察，我们验证税收减免是否带动西部地区特定行业的新企业活动。为了准确识别税收政策带来的差异，我们构建西部大开发边界线上的对照县和控制县。其基本假设是这些相邻的县地理位置、人文、社会环境基本相似的，唯一不同是位于西部的县享受到了税收政策（对照县），而位于非西部的县没有享受税收政策（控制县）。
基于地理边界的政策断点设计，我们的实证结果发现在税收减免的指定行业中，西部边界县的新生企业数量比非西部县多45%。这说明短期来看，西部大开发的税收减免对新生企业活动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还进一步回答了税收减免对新生企业活动的产生是否具有位移效应，即西部新生企业的出现是否由临近这些非西部县企业迁移过去，而非真正的新生企业。如果存在位移效应，税收减免就是一种“零和游戏”。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受税收政策影响行业的新生企业活动变化上，非西部边界县和其临近但远离边界的非西部县没有太大差异。另一方面，我们还发现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后，距离边界100公里以内的西部县和非西部县的受政策影响行业的新生企业数量都有增长趋势，只是前者增长的数量多于后者。这些都说明，西部大开发的税收减免政策对新生企业的选址影响不存在位移效应。
以上就是我的两项研究所给出的关于区位导向性政策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微观证据，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