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1年人口出生率为7.52‰，在2020年8‰的基础上继续下探。与此同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突破了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4.2%。按照联合国的界定，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超过14%就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可以说，中国从2021年起已经稳定地跨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我国曾经丰富的青壮年劳动力资源，已经成为了历史。

物以稀为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按理说会让劳动力变得相对更“金贵”。然而，同样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仍有大量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2021年1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其中，在人口结构中快速减少的16-24岁劳动者，失业率反而高达14.3%。人口红利的消失，为什么没有让失业问题一并消失？这个问题，大概比你想得要复杂一些。

你可能会认为，答案很简单：现在的年轻人“卷”累了，所以直接躺平，不想工作了。这种现象也许确实存在，但却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经济学和相关统计中的“失业”有一个明确的前提，那就是失业者要有工作的意愿，且正在积极地寻找工作。如果你躺平了，连工作都不去找，那就等于直接退出了劳动大军，在相关统计中连失业者都算不上。

类似地，一个毕业生因为就业前景不妙而选择考研或进修，也不会被算作失业者；一个人因为在劳动力市场接连碰壁，心灰意懒，退回家庭成为全职主妇或煮夫，也不会被列入失业。换句话说，失业者只是没有工作的人中的一部分，另外还有大量的“隐蔽失业者”。从这一点上讲，失业还不是最糟糕的状态，因为失业者起码还心存希望，抱有积极参与的态度。

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有的失业率指标还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我国目前使用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以城镇常住人口为调查对象的。然而问题在于，流动的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城镇劳动力市场恶化时，一部分农民工就选择退回农村，从城镇失业调查中消失了。这部分返乡农民工，在家乡是不是有充足的就业？他们中有多少能被农业这个“大蓄水池”所吸纳，还有多少能参与“就地工业化”？这些重要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公开统计资料来回答。

经济学的预测能力一直饱受质疑。作为回应，张五常曾经举过一个很妙的例子，来说明人类行为是可以预测的：一张百元大钞出现在人来人往的人行道上，即便四周没有风，也会很快消失。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都有大量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这意味着宝贵的人力资源正在被大量闲置。以美国为例，失业所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可以达到美国历年GDP的3%-8%。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这不仅仅是一张百元大钞在人行道上没人捡，而是成吨成吨的黄金扔在路上没人捡，岂不是怪事？

正因为此，失业的普遍存在，曾经在很多年里困扰着经济学家们，成为经济学的一大谜题。在这个谜上，又加上了另一个谜：一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的工人失业；另一方面，大量的企业却招不到需要的工人，造成工作岗位空缺。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2014年12月，美国工人的失业率为6%，而企业的职位空缺率也超过3%。这两件事，是如何同时存在的？

幸运的是，经过几代最聪明的脑袋的思想接力，今天经济学界大体上达成了共识：失业的普遍存在，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有“摩擦”的世界。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失业是劳动者和企业相互磨合、相互博弈的结果。加深对失业的理解，也就是加深对真实世界的运行逻辑和局限条件的理解。

根据失业者的境况不同，我们大体可以把他们分成两类：第一类失业者有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性。对他们来说，失业更多的是一种主动选择，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而付出的代价。然而，并不是所有失业者都这么幸运。对另一类失业者来说，失业完全是迫不得已，是欲求一职而不得。尤其在经济萧条时，这类失业者的数量就大幅增加了：在美国大萧条期间，失业率曾达到惊人的25%。这部分失业的根源又在哪里？

毫无疑问，每个求职者都想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好工作。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摩擦”的理想世界，可以通过一个超级电脑，立刻计算出求职者和工作之间的最佳匹配，那么这些失业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问题在于，在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里，劳动者要找到合适的工作，经常要付出大量成本。这些成本，可能来自地理、信息、技术和制度等多重因素的限制。

古希腊的德尔斐神庙有一句神谕：认识你自己。这件事，何其难也。对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真正认清自己的兴趣和能力，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不断地尝试、探索和磨合。既然连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都认不清，又怎么能知道什么工作最适合自己？而即使你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但用人单位的HR却可能看不到你的长处。在另一些时候，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远在千里之外，入职意味着巨大的迁移成本。

这有两个重要的后果。首先，现实世界中劳动者和工作之间的配对，常常不是最理想的。其次，有一些比较“倔强”的工人，并不想凑合，想要通过不断尝试、探索和磨合，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只要失业对他们来说不是特别可怕，他们就愿意承担这个风险。于是，劳动者的失业和工作岗位的暂时空缺，就同时出现了。这样看的话，失业虽然造成了资源的闲置，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让劳动者和工作之间匹配更合理。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我国16-24岁青少年的高失业率。实际上，在世界各国，这个年龄段的失业率都是很高的。原因在于，16-24岁的劳动者通常没有家庭负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而且经常可以得到父母的接济，所以失业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可怕。而他们对自身的兴趣和能力又很迷茫，所以恰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不断尝试新的机会，直到找到与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最为匹配的工作。但在这个磨合的过程中，他们会频繁处于失业状态。相比较而言，中年“社畜”上有老下有小，背着沉重的房贷，一旦失业就是灭顶之灾，因此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反而失业率更低。

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因此，这一类失业大概是永远不会消失的。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劳动者对“好工作”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在几十年前，对一个农村娃来说，能在城里的工厂找到一个流水线工作，就值得喝酒庆祝。因为厂里的活虽然苦，但比起干农活，收入高了好几倍。到了今天，即便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工厂对他们的吸引力也大幅下降了。道理很简单：新一代的劳动者，比他们的父辈更在意生活质量、工作环境和工作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而我国制造业工厂开出的条件，往往不足以补偿新一代劳动者在这些方面的需求。

另一些失业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1929-33年的大萧条期间，美国大量失业者挣扎在温饱线上，找不到可以糊口的工作，绝没有挑选工作的余地。受这些情景刺激，“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提出了“非自愿失业”的概念。这些失业者愿意在现有（甚至更低的）工资水平下工作，但却没有企业愿意招聘，结果就“被失业”了。凯恩斯凭借数十年深厚功力，深思熟虑后作出了诊断：这一类失业，主要是因为工资太“刚”了。

在市场经济中，供给和需求是最基本的决定力量。如果我们用供求关系去理解劳动力市场，那么，非自愿失业就是因为劳动力供大于求。所以，起码有一部分失业者，愿意接受比现在更低的工资。所以，只要企业下调工资，就能用更低的成本来使用这部分劳动力。例如，那些过了35岁又不幸被“优化”的程序员，如果一定要在两个惨淡的选项中做选择，我想起码有相当一部分，更愿意接受的是降薪而不是失业。问题在于，在现实生活中，工资似乎具有很大的“刚性”，难以向下调节：在经济萧条时，很多企业选择的不是下调工资，而是裁员。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工资为什么会这么“刚”？企业为什么很难向下调整工资？一个大家都容易想到的原因是，企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在许多国家，有各种市场之外的力量（例如工会和政府的劳动法规），限制了企业所能设定的工资水平。然而，在另一些国家，这些非市场力量很弱，但工资“刚性”和非自愿失业依然广泛存在，这又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也曾经长期困扰着经济学界。

20世纪70-80年代，一批头脑活跃的青年经济学家，包括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和阿克洛夫，以及美国现任财长耶伦等，提出了一种深刻的理论来解释工资的刚性，这就是“效率工资”理论。效率工资理论有好几种不同的形式，但共同特点是，强调企业在经营管理面临的各种摩擦因素和隐形成本。正是因为这些摩擦的存在，企业把工资定得比失业者愿意接受的水平更高，反而能提高生产效率。这也就解释了工资为什么会有刚性：因为下调工资等于损害生产效率。

这其中，最流行的是夏皮罗和斯蒂格里茨的“偷懒”或“摸鱼”（shirking）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企业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监督工人的表现，因此工人有了上班“摸鱼”的机会。企业为了让工人尽可能地少“摸鱼”，想出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企业付给工人的工资，要比失业者愿意接受的水平高。然而，更高的工资，对应的是更严格的职场纪律和更高的失业风险：工人一旦“摸鱼”被抓现行，就很可能被开除。因此，高工资并不是因为企业家“心善”，而是企业“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一部分。有了这根胡萝卜，企业的“大棒”才更有威力。较高的工资与较高的失业是并存的。

效率工资的另一个好处，是减少熟练工人的流失。这对企业也极为重要，因为可以节省大量的培训成本。很多时候，企业宁可用高薪保住熟练工人，也不想要更便宜的新手。1914年1月5日，美国福特公司宣布将工人日薪提高一倍至五美元一天。这一消息当时震惊了世界，大量工人从美国各地涌入底特律，跑到福特公司门口排队求职。这是因为亨利福特突然良心发现，一心想要回馈社会吗？并非如此。

1913年，福特首创汽车流水线作业，把生产一辆汽车的时间缩短到了原来的1/6。然而，对工人来说，流水线作业极为单调枯燥。因此福特公司的工人经常消极怠工，流失率也极高：为了维持一支14000人的工人队伍，福特需要雇佣52000人以上。而训练新的工人去适应流水线生产，成本又相当高。“五美元一天”的政策实施后，福特公司的工人流失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当年产量也增长了约20%。然而，与“胡萝卜”政策相匹配的还有福特的“大棒”政策，即严肃和整顿工人的纪律。福特不仅大量开除迟到和旷工的工人，还把手伸到了工人家里，成立了所谓的“社会部”，去监督工人的酗酒、赌博和家暴等行为。

实际上，不单是工资“刚性”，劳动力市场其他方面的“刚性”和僵化，也会使失业者更难找到工作。而这些僵化的源头，有时候竟然是本意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政策。

20世纪60-70年代，欧洲和美国两边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重要分化。在这段时间，欧洲国家普遍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保障和劳工保护体系，出台了大量旨在保护劳工权益的政策。不幸的是，这些政策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僵化了，伴随而来的是失业率的快速上升。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国家的失业率还在2-3%之间徘徊，远低于美国的6%。到了90年代，形势就逆转了：欧洲国家的失业率飙升到10%，而美国依然是6%。

以欧美两地解雇成本的差异为例。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企业解雇一个工人，要付出比美国企业更高的解雇补偿金。这毫无疑问是为了保护工人，防止企业随便解雇工人。然而，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下，这个政策产生了复杂的后果：企业虽然会在裁员时更谨慎，却也会在招人时更小心。企业会预料到，万一将来哪一天生意不好了，自己既养不起那么多员工，又付不起那么多解雇补偿金，所以不如现在就少招几个工人。结果失业者能找到的工作机会也减少了。

在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里，唯一确定的一点，是我们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中，充分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弹性是很有价值的，对于失业中的劳动者尤为重要。

实际上，相对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正是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一大来源。在过去两年里，面对动荡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我国的制造业出口不降反增，逆势上涨。这个变化的先决条件当然是我国有效控制了新冠疫情，使生产得以迅速恢复。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市场中，只有保持了高度灵活性的企业，才能驾驭这些不确定性。以去年我对浙江农村的观察为例。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国际市场对我国纺织产品的需求大幅上升。但是，这种上升暗藏着短期的很多不确定因素，增长中有极大的波动。而浙江的纺织企业充分利用了本地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很好地化解了不确定因素。

纺织企业的很多工序，技术含量不高，农村妇女足以胜任，而当地又有许多处于“隐蔽失业”状态的农村妇女。于是，在国际市场需求比较高时，这些企业就用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待遇（例如包三餐、包车接送等），把这些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一旦国际市场需求下来了，企业就逐步下调这些工人的工资和待遇，直到不再雇佣。等下一波需求再起来，企业又重复上面这一过程，总是可以根据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灵活地调整产量。

这样的灵活调整，在刚性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是无法实现的。在这些地区，不但工资有刚性，企业也不能灵活地调整雇佣的人数，因此很难应对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即使当前的国际需求上来了，企业也不敢大量增加劳动投入，因为一旦将来国际需求回落，他们难以承担解雇工人的额外成本。

在许多城市中产和白领看来，这一类缺少保障的“灵活”就业也许不值一提，都算不得是真正的工作。但是，对失业或隐蔽失业的底层劳动者来说，获得一个月甚至半个月的工作，那就是宝贵的增加收入的机会。因为，灵活就业原本就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失业根源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只要劳动力市场还存在各种摩擦，那么无论是人口红利的消失，还是政府实施的各项政策，都无法让失业彻底消失。实际上，从各国的实践来看，一项政策要降低失业是十分困难的，增加失业却极为容易。古人云，过刚易折。这句话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它提醒我们，我们的政策要有保护劳动者的热切心肠，但也要有冷静的头脑作为指引。否则，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僵化，将反过来伤害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