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2022年5月17日管理世界杂志社组织召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研讨会（笔谈）。
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26位知名经济学家参加研讨。现将经济学院陈诗一教授的文章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开始重视，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仍然遵循高能耗、高排放的粗放式方式。在经历了21世纪前1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再次重化工业化之后，环境污染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都达到了峰值。2013年出现了严重雾霾污染，个别地区PM2.5甚至一度达到1000微克每立方米，超出安全标准40多倍，严重影响了大众健康和经济增长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将环境污染治理和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政策。党的十九大更是将绿色发展理念与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并列作为新发展理念之一，将推进中国特色“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实践证明，政府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中国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研究显示，中国74个重点监测城市2019年发生重度污染的频次与2013年相比下降了94%。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也开始减缓，十三五时期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了24％。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战略成为我国新征程中与经济现代化建设并行不悖的双重重大目标和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急需中国特色经济理论和规律的指导。理论来自实践。因此，我们需要总结中国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的成功实践，凝练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理论。
中国绿色低碳经济转型根本上仍然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十九届五中全会都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观点主张放任自流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在市场这个“看不见手”的指引下，行为主体会根据自身利益自动协调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总是能够对重大经济现实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和指引。给定外部性、不完备信息等市场失灵情形的普遍存在性，实现社会最优还需要更好发挥“看得见手”的服务和调节作用。对于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而言，外部性引起的市场失灵广泛存在，比如，污染的负外部性导致过高的污染排放，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的正外部性又会导致绿色技术投资不足，解决引起市场失灵的外部性问题还是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政府加强了环境污染治理和二氧化碳减排的力度，并把环境治理成效作为政府考核的关键指标，环境污染的成本被企业尽可能的内部化，中国的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才取得了根本的成效。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认为，虽然环境污染一开始随经济发展而恶化，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环境污染则会随经济发展而改善。然而，EKC产生的首要机制还是发挥政府环境规制作用。当生活水平较低时，居民更多关注收入增长，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不高，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居民往往会对生态环境品质提出要求，从而要求政府对环境污染施加更强的规制。除了缓解外部性引起的市场失灵和EKC曲线机制之外，政府发挥作用的机制还有波特假说以及改善居民健康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机制。前者认为政府严格环境规制可以激发创新，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研发，提升投入生产效率，从而抵消环境规制政策对产出带来的损失，这被称为创新补偿效应。后者则认为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改善劳动者健康状况，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产出增长。
围绕不同时期环境问题，与中国绿色低碳经济理论相关的现有研究主要从中国绿色低碳发展驱动机制识别以及中国绿色低碳政策效果评估两个方向展开。
首先是识别并量化分析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驱机制。一般而言，二氧化碳减排会对产出带来负面影响。陈诗一（2009）将二氧化碳排放作为投入纳入生产函数分析框架，发现作为对环境资本的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也能对产出发挥促增作用。张友国（2010）的研究显示，能源技术进步是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林伯强和刘希颖（2010）考察了城市化的影响，发现城市化水平的增加会引起二氧化碳排放增加。邵帅等（2019）识别了经济集聚对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特征。其次对中国绿色低碳政策效果进行评估。何建武和李善同（2009）基于CGE模型评估了不同环境税实施方案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一的环境税减排政策可能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沈坤荣和金刚（2018）识别了河长制在地方实践过程中的政策效应，发现河长制达到了初步的水污染治理效果。宋弘等（2019）识别了低碳城市建设政策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发现低碳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空气污染。
首先，构建中国特色绿色低碳经济理论要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经济现代化建设与碳中和战略的实现将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中国特色绿色低碳经济理论构建必须始终坚持面向这一重大问题。
其次，中国特色绿色低碳经济理论的构建还要能够合理刻画中国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成功实践的根本特征即政府政策变量，比如经济增长规划、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双碳目标等，同时又能够体现投入要素优化配置的市场化机制，并且把经济增长目标以及各种环境污染减排放在统一的多投入、多产出框架下进行分析。现有理论研究很少能够对政府作用机制进行合理分析。而且文献中常用的索洛残差法、随机前沿分析法、生产函数结构式估计方法通常只能拟合一种产出的生产过程。再次，中国特色绿色低碳经济理论还要解决如何将环境污染变量合理纳入理论模型的难题。由于缺乏环境污染排放的市场定价，长期以来环境因素往往被研究者有意无意所忽视。随着环境问题重要性的不断提高，许多文献开始把污染排放也作为投入要素来处置。后来有些研究者发现了污染排放的产出特征，不再将其视作投入要素，而是作为生产过程的副产品来处理，但是仍然没有把它和GDP等期望产出区别开来处理。合理的方法应该要能够刻画环境污染变量的负外部性，并将之作为非期望产出处置。最后，中国特色绿色低碳经济理论还需要借助合适的数理模型来表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那样，“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现有文献中，陈诗一（2012）以及张宁（2022）等构建的中国绿色低碳经济理论模型相对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不仅能够刻画环境变量的负外部性，而且能够将政府政策变量纳入分析，从而较为理想地刻画了中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与市场、环境与增长相机抉择、均衡发展的最大特色。未来理论模型构建还需要将投入产出分析从总量层面拓展到结构层面，并把能源和低碳零碳技术创新纳入模型构建中。
原文刊发：
高培勇、樊丽明、洪银兴、韩保江、吕炜、白重恩、洪永淼、蔡继明、寇宗来、黄群慧、刘元春、刘尚希、杨灿明、龚六堂、刘守英、陈斌开、郭凯明、金碚、李曦辉、刘秉镰、陆铭、洪俊杰、刘锡良、陈诗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第1~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