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接受亚太第一卫视记者专访。

记者：去年您出席了李克强总理的中国形势座谈会，您觉得对您的学术研究来说，在政府决策上面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张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象征，他是政府和学界之间， 其实不是通过那一次座谈会，而是说它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和平台大家在参与，现在每天有很多论坛和各种各样的研讨会，这些东西不是浪费掉的，这些实际上会形成很重要的一些意见，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渠道提供到最高决策层。比如，我现在担任主任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其实是一个智库，大家把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给出的一些意见写成简短的报告，或者叫快报，我们会送到北京去，我觉得至少会让决策者在决策过程当中不至于偏废，换句话说，它能够降低决策失误的概率和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其实是有价值的。

记者：您跟西方社会的联系非常多，在学术界也很活跃，我们也看到在西方大家对于我们中国的关注度在不断提升，但是关注的领域和对我们的观感有些什么样的细微变化？

张军：我觉得这个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我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英国去的时候，很多人说中国增长快恐怕是造假，那时候大家一致认为，包括主流媒体在西方也是认为中国这个体制离西方人所理解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那个标准体制就是完全相差十万八千里。加入WTO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就是全世界开始认同中国在市场经济这个层面上所取得的成就，然后也开始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最近这些年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进进出出中国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大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又开始变悲观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比较悲观的氛围之下，中国的经济学家其实非常有必要第一去正视这些问题，就是大家都这样看这些问题，说不定这些还真是非常严峻的问题，那我们必须要正视。第二个，我们也要去研究中国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西方的媒体或西方大多数投资者所理解的那些原因？还是说我们有一些原因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理解，那我们有必要跟他们去沟通。

记者：这几年资本市场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其实在民营企业也好，尤其是上市公司手上的资本并不少，但是投资意愿是不匹配的，是非常低下的，这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张军：我觉得大量的私人投资，民间的投资非常注重回报，在整个总的经济在下行的趋势下，大家看到全球经济不好，发达国家经济不好，我们出口负增长，国内又有前几年过度投资的一个结果，很多行业产能过剩。所以他看不到目前可以有比较好的回报的投资机会，所以现在的一到八月份统计上看，国有投资有20%的增长，民间投资只有2%左右，大家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个问题。当然从长期来讲，如果是这样一个格局的话，那当然是很糟糕的，但是短期我们也要看到这个20%的国有投资也是因为私人投资的意愿在回落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把它加码一些公共政府的投资。

记者：GDP从2008年之后开始增长放缓，从双位数字往单位数字到现在差不多平均百分之六的增长，但是就业率并没有改变，还是在高增长时候的水平，其实这种背道而驰的情况又是怎么会产生的?

张军：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谜，因为很多人到海外去，大家也很关心这个问题，说百分之九点几的增长率突然下来到现在只有百分之六点几，那应该对劳动力市场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应该有很多人会失业，结果发现从统计上面看，失业率好像还是比较稳定，事实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政府现在对经济增长下滑的这样一个状况好像有了比较大的容忍度，不是那么着急说要怎么样把它拉回去，觉得就业好像还可以。我们后来做了一个研究，就发现大陆其实是政府在创造就业机会，但是我一个担忧是，如果我们现在真的是大量劳动力进入到服务业，那我们必须弄清楚他们去了服务业的哪些部门。因为服务业很宽泛。

记者：中国经济这辆高速列车现在慢慢降速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调整还是应该注重保增长？

张军：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的其实就像现在中国政府所试图或力图在做到的所谓平衡术，维持需求侧上面的一些增长。但是不至于像过去增长得那么快，适度的需求管理还是需要的，让这个经济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