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晚，张军在复旦大学作了题为《减速与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的讲座，场面火爆一座难求。在讲座结束后，张军接受了上海观察的专访。他从“条件收敛”的概念框架谈起，解释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希望和挑战。而室外，暖湿气流带来的小雨已经在传递春天的消息。
（3月17日晚，张军在复旦大学作了题为《减速与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的讲座）
GDP增速下降超预期不是“条件收敛”的结果
上海观察：“十二五”后期，中国的GDP增长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您怎么看待和解释这种现象呢？
张军：作为经济学家，我喜欢从一个概念出发来理解增长和增长率的变化趋势。我刚才演讲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叫“有条件的收敛”。什么是“有条件的收敛”呢？简单地说，如果把我们要追赶的发达国家作为我们自己经济要不断接近的一个稳态值，那么，我们离开这个稳态值越远，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就会越高一些。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把美国的人均GDP、劳动生产率水平或者人均资本量作为这样一个稳态值的参照。
从可以比较的统计上看，我们发现，不论日本还是韩国，人均GDP或者劳动生产率水平指标的确都在逐渐向美国的水平“收敛”，也就是逐步趋向于美国的水平值。比如，现在韩国的人均GDP差不多已经是美国的70%了，而30年前只有25%。这说明，韩国以比美国增长更快的速度向美国收敛。这就是有条件的收敛现象。但我们在统计上也发现，你与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小，你相对于美国的潜在增长率也就会变得越慢。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与美国人均收入或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也变小了，尽管差距还相当大。按照可以比较的购买力平价指数来估计，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水平相对于美国可以说微不足道，而现在已经达到了美国的23%左右。说明中国与韩国一样，也在快速追赶发达国家。同样可以预测到，因为与美国的收入差距变小了，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也会下降。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在演讲中也特别讲到，尽管日本和韩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70%， 但他们的增长率却已经回落到了美国的水平，甚至比美国还低。这是很奇怪的。日本在1970年代就开始出现明显的增长降速，而1990年代之后增长率就下降到了0-1%之间，以至于失去了20多年的增长机会，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的1999年的增长率不到1%，现在也只有2-3%，与美国差不多。但是他们现在的收入水平比美国低30%啊，这是不应该的，依据条件收敛的理论，日本和韩国应该有比美国更快一些的增长才对啊。
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结构不平衡是主要原因
上海观察：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
张军：看上去原因当然很复杂，国家与国家不同，历史与文化不同，不容易说清楚。而且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学家，过去几十年一直试图去解释这个现象。今天中国经济也出现降速的问题，经济学家的解释也不同，有的认为是供给侧出了问题，也就是结构问题。也有的说是需求侧的问题，全球的需求都在下降。但我认为可以有一个最简单的解释。
需求侧的问题就是说需求出现大的波动，现在是需求萎缩。但需求萎缩往往是金融危机造成的结果，我们把这个叫做需求冲击。而供给侧的结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不平衡。日本、韩国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之处是相同的，就是主要依靠制造业的扩张，特别是通过加工制造出口品和制造业融入全球市场来快速提高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人均收入。制造业在相当长的时期都是增长的领先部门。但制造业主要是面向全球市场的，跟全球产业链捆在一起的。国内的不可贸易部门，特别是服务业并不同步发展，劳动生产率也很低。在中国，我们发现，城市化和服务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比较落后，但制造业和出口扩张很快。不过，最近这些年，中国的情况有了一些变化。
制造业主导的增长模式还有很多特点，比如金融市场不发达，间接融资比例高，银行和企业的负债率都很高，不仅金融非常脆弱，系统风险高，而且也容易形成明显的投资周期。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外部出现金融危机，需求冲击会通过贸易部门冲击制造业，导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骤然下降，然后造成金融系统的功能紊乱，形成严重的货币紧缩局面。日本和韩国的情况基本相似，只有程度的差异。在1998年遭遇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占GDP高达58%的韩国经济必然遭遇重创，劳动生产率急速下降，但由于服务业不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概只有制造业的一半，非常低，这给受到外部冲击的韩国经济带来了艰难而痛苦的结构调整过程。日本也是这样，制造业高度发达，但国内的服务业受到保护，迟迟不开放，劳动生产率很低，这使得日本在遭遇外部冲击的时候，服务业不可能发挥缓冲的作用。结构的粘性是最大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虽然也是存在类似的增长模式，但中国是个大国，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比较大，国内市场也是巨大的，比如，中国的出口占GDP最高的时候也只有35%， 现在已经回落到了30%以下。还有，国内的服务业不像日本那样的管制，特别是过去这些年，中国的服务业部门得以快速扩张。再举个我们身边的例子，中国现在的网络通讯，互联网金融和第三方支付都比日本和韩国发达，后者都有严格的管制和对市场的保护。还有物流业与快递业，中国的发展速度比日本和韩国都快得多。这说明，中国尽管也有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但没有那么严重。统计上看，中国过去这几年，服务业的占比已经开始上升并几乎超过了制造业。这是我们这几年尽管受到需求冲击还能保持7%左右增长的关键。结构调整在中国比在日本和韩国相对容易一些。所以我几年前就提出说，相对于日本和韩国，中国经济有更大的韧性。
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较大
上海观察：日本在受到严重外部冲击，GDP增长快速下降的时候，其实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但目前中国还没有跨越陷阱就受到了严重的外部冲击，您觉得中国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张军：今天不讨论是否只有中等收入陷阱，但有一点我是可以说的，中国是否可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看我们在不断受到外部需求冲击时，是否可以很快稳住增长，而不是出现增长过度回落。而稳住增长的前提是我们的经济比较容易地调整结构，换句话说，GDP增长率有回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缓冲余地。
我们要知道，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每年都有，从来没有停止。危机从来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发生的，它冲击所有国家，只是各个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日本已经跨过陷阱，韩国也跨过了陷阱，所以我们现在得研究日韩，吸取他们的教训， 实际上，日韩运气还算比较好，他们在受到最严重外部冲击、GDP增速持久下降的时候，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美国的一半以上，而我们现在只有美国人均收入的20%左右。好在我们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结构不平衡问题不像日韩那么突出。
如何跨过这个中等收入的陷阱？最重要的就是受到外部需求冲击时能逐步稳住国内的需求，稳住劳动生产率，从而稳住增长率。国内需求的稳定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服务业发挥吸纳就业的能力。制造业也要转型，要升级，但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服务业扩张速度很快，也能帮助制造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起码，服务业能通过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多余的劳动力，实现再就业。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目前在跟美国进行的针对非贸易部门的投资开放的谈判是有意义的，听说快要签署协议了。如果谈成，我觉得这对开放我国的服务业是个机会。中国政府在做好监管的同时，开放服务业的投资，对结构的调整是极其重要的，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我们现在提倡的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就是要让服务业当中那些一直受到保护、管制和抑制的行业，有更好的发展条件和增长机会，有更多的投资能够进入到这些领域。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仅仅要顾虑失去什么，更要考虑长远来说我们得到了什么。
上海观察：上海的服务业去年已经占到GDP的67.8%，您对上海的经济结构打几分？
张军：上海的服务业占比比全国要高10个百分点，在这个背景下，上海的经济增速能达到7%，很了不起。
上海这几年的经济增速之所以可以维持到7%，我觉得其中金融、贸易和航运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是做了巨大贡献的，因为这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还高。这些服务业的附加值特别高，所以上海守住服务业这个支柱不见得是坏事情。如果再做加工出口、做低端制造业的话，用工成本等太高，没办法负担。
中国的GDP增速有望稳住
上海观察：现在中国提出的目标是要把GDP增速至少维持在6.5%的水平，我记得您一年多前说过，中国经济增速还有可能恢复到8%左右，现在您改变看法了吗？
张军：我说这话是有前提的，如果全球经济能很快复苏的话，那么中国的增长速度也许可以很快提高，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提高之后，7.5-8%的增长不是不可能。现在全球的经济状况比我想象中要差得多，对中国来说，外部需求收缩得太严重了。短期来说，需求收缩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看样子，中国现在也许要做好假设外部环境在三五年之内都不会好转的准备。托住了底，稳住预期，后面最重要的是结构改革和结构平衡能够维持中长期的劳动生产率的适度增长和改善。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还是很低，劳动生产率水平只相当于韩国1987年、1988年的情况，增长潜力还很大。
上海观察：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与日韩经济增速急速下跌时的人均GDP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张军：对，很大的距离。所以我觉得中国潜在的空间发展还是很大的。短期而言，当前需要解决的是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外部需求环境不好，二是之前的过度投资导致的产能积压过多，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过重。这些问题加剧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上海观察：怎么样才能托住底，稳住预期？
张军：对于宏观经济，凯恩斯提醒我们，信心和预期很重要。怎么样能稳住预期？在制造业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改善预期的支持政策往往会先从倍数效应更大的部门开始，比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我一直认为结构改革应该是有条件的，不能简单和激进地推进结构改革。如果总的需求持续回落，预期递减，信心恶化，我们这个时候再推进结构改革，这就好比是一个人血象不正常，还要动手术，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即使坚持结构改革不动摇，也要设法维持一定水平的总需求。对于政府来讲，要维持足够的需求水平总得有个突破口，如果找到这个突破口，靠需求的提升能够慢慢地带动其他行业投资需求的复苏，最终能够稳住增长，我觉得这就理想了。
【人物档案】
张军
1963年生，“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还担任上海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特邀咨询研究员等。2015年荣获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称号。2015年7月受邀出席李克强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2015年10月与林毅夫、樊纲一起荣获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文章转自：上海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