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诗一，1970年2月出生，江苏南通人。2003年和2006年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和韩国庆北国立大学，并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上海市领军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风险管理与经济效率分析、能源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计量与统计分析等。学术专著先后荣获第五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入选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荣获首届刘诗白经济学奖。学术论文先后荣获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四届中国软科学专业研究奖、《经济学季刊》年度最佳论文奖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以及省部级研究课题多项，并主持三项上海市“十三五”规划前期重大研究课题。

唐西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学术月刊：陈老师，70后经济学者可谓现在经济学界承前启后的一代，您作为其中一员，能否分享一下您是如何走上经济学研究道路的？

陈诗一教授：在当今经济学界，70后是相对特殊的一代，较大多数人在国内接受教育，但是学术研究越来越跟国际接轨，因此，这一代经济学者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很大，既要继承好前辈的研究方法，又要努力追赶经济研究国际化的浪潮。往后看80后、90后学生，则更多在国外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从这个角度来看，70后确实是现在经济学界承前启后的一代人。

与大多数同辈学者不同的是，我不是一直在高校里学习、做研究一路走过来的，我大学毕业后曾经在国企工作了较长时间，而且经历了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经营最为艰难的时期。特别是1994—1995年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财务状况恶化，几乎面临全面亏损的局面。国有企业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国企改革的方向在哪里？这是当时人们探讨最多的问题。我经历了这段时期，比较了解企业改制的经过，看到许多国有企业通过不同形式的投资转换了产权形式，对现实经济的观察和认知更加深入一些。看到这么多经济现象和问题，我产生了很多困惑，加上对经济学研究感兴趣，一直在关注、分析和思考现实经济问题。这是让我重新走进学校、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动力，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经济现实和把握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

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最根本的还是个人兴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经济案例，也提出了很多新的研究课题。可以说，是时代在激发我们去思考、去分析、去研究、去解决国家面临的种种经济难题。

对于一名研究生来说，导师的引导非常重要。张军教授是我硕士阶段的导师，在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对研究中国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找到了学术研究这份理想的终身事业。韩国计量经济学家Jeong教授是我的博士导师，我在韩国庆北国立大学攻读了计量经济学博士学位。计量经济学对我后来做现实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帮助很大，它提供了现代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让我把一些对现实问题的想法很好地和经济数据结合起来，使得对一些复杂现象和问题的研究成为可能，让研究更加深入、精确和科学。在我的研究经历中，计量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工具，更是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方法论。否则现在即使我对一些问题有好的想法，可能也不知道该怎样把理论和现实巧妙地结合起来，让理论更有说服力。

回顾我个人的经济学研究之路，早年在国企的工作体验，研究生导师在学术研究上的引领和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基本方法论缺一不可，这些经历促使我从企业回到学校，并让我一直到现在都保持着高涨的学习和研究热情。

学术月刊：您长期从事经济风险估计、经济效率度量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和肯定，请概括一下您的研究成果、研究特色和学术创新。

陈诗一教授：我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向，从博士阶段开始到回国工作早期，研究重点在经济计量与统计分析，从事宏观经济预测与微观金融风险估计，其后我将应用研究方向主要放在了经济效率评估和经济增长以及能源环境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领域。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金融风险和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是两个关键而又紧密相连的变量，对衡量一个国家持续、健康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是对风险大小的估计、经济效率的度量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中的难点和关键科学问题。我在这个领域所做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创新：

第一，从经济风险估计的方法论入手，通过对人工智能机制优化、预测方案设计和计量经济方法的兼容并蓄，提出了微观风险识别能力更强的支持向量分类模型和宏观风险预测表现更佳的支持向量回归模型，并应用于实证检验。

第二，我在研究过程中，不孤立看待经济风险，而是把它看作和社会风险、环境风险一样具有负外部性特征的非期望产出，引入经济效率分析，并因此构建了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的方向性和松弛性效率度量模型，使得对各种风险负外部性特征的捕捉和分析成为可能，如此度量出的经济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不考虑风险因素的传统度量更为全面和准确。

第三，在此基础上特别考察了二氧化碳排放、大气污染、水污染等诸多环境风险以及引致环境污染的煤炭过度耗费等能源因素的影响，对环境敏感性经济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度量，并应用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和评估。这些成果为从风险管理和效率优化视角进一步研究经济社会生态统筹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学者的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就是要解决如何描述过去的经济增长，如何定义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如何提出一些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研究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一般的经济增长研究有所同又有所不同。一般的发展经济学或增长经济学，基本只考虑劳动、资本、产出等变量。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不仅要考虑传统的劳动、资本投入，还要考虑能源、资源投入；不仅要考虑产出，还要考虑经济发展的副产品——环境污染。不只是环境污染，很多社会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因此，我们的研究必须更加全面地考虑这些问题，把能源、资源、环境、经济社会问题等因素考虑进去。但传统的C-D生产函数做不到这点，因为它是线性的、参数化的和单产出的。我们在经济计量与统计分析方法论方面做了一些创新，提出了一个新的基于DEA的扩展分析方法，该方法基于主流经济增长分析框架，采用非参数、非线性的生产函数方法。它最大的好处是多投入、多产出，既能够把能源、资源等新维度的投入品纳入进来，又能够把环境污染、社会问题、经济风险等具有负外部性的“坏产出”纳入进来分析。这是一个更为兼容的经济分析框架，通过这个框架进行经济增长核算，比传统方法可能更加全面，结论也更加可靠。

这种方法，本质上是从生产函数入手，更加强调供给侧分析。传统的需求侧政策主要是解决短期问题，抚平短期波动。然而，最近几年需求侧的“三驾马车”逐渐式微：投资的增长趋势是下降的，特别是民间投资下降更快；外需2015年已经是6年来首次负增长；消费相对平稳一些，但也起不到拉动增长的预期作用。从长期来看，还是要从供给侧，也就是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分析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按照生产函数，供给侧增长驱动力无非两点：一是要素的水平数量扩张，二是要素使用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以前我们主要讲要素数量扩张，体现为大量的投资和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比如“四万亿”中间的很多投资。但现在，我们必须强调要素的重置、要素效率的提升，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的提升。

索洛（Robert M. Solow）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技术进步的。笼统地说，技术进步实际也包含了要素效率提高等方面。基于我们提出的新的非参数、非线性生产函数框架，不仅可以考虑所期望的GDP产出，也可以考虑环境污染等各种负外部性非期望产出，由此不仅可以度量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数量献，还可以度量由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所刻划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质量贡献。我发表在2012年《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据此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产出贡献。这个指标的分子是环境TFP增长率，分母是GDP增长率。如果环境TFP增长所引致的GDP增长超过了要素水平扩张带来的增长，我们就认为这种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也就是说，要看这个指标是否大于50%。大于50%，说明GDP增长更大程度上是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从这个指标可以看出，在实际TFP增长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适度降低GDP增速，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合理的。研究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的其他文献有很多，包括联合国提出的一些指数型指标，但大部分是通过对诸多统计指标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的，背后缺乏相应的经济理论作为支撑，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更不能够用来判断经济发展可持续转型的动态过程。

现在中央也在提“全要素增长率”，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全要素增长率。那么，怎样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度量全要素增长率？我们提出的分析框架也许更加合适。根据我和合作者的研究，特别是我们发表在2010年第11《经济研究》上的文章和2014年发表在《能源经济学》（Energy Economics）上的扩展文章，我们发现，传统的利用索洛残差方法（Solow Residual Method）计算出的TFP增长率，比利用我们的模型度量出的TFP增长率要大很多。我记得一个初步数据，传统方法度量的TFP增长率的产出贡献平均高达50%左右，我们在考虑能耗、环境污染等因素后实际估算出的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10%左右。可见，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需要资源要素更为有效的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改善。我们的这个度量结果给经济可持续发展该如何实现提出了更重要的方向。

作为学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找到科学合理的方法，得出更加客观准确的结论，为科学的经济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离开了学术研究，一些问题可能就得不到更加深刻的理解，也就不容易找到正确的解决途径。未来若干年，我在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下，将努力培育团队继续潜心专研经济计量和统计分析的方法论，并应用于经济金融风险、环境和社会风险对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质量的影响研究，努力回答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未来路在何方这样一个重大课题。

学术月刊：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也形成了严重的境问题。以您的研究经验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有着怎样的历史关系，现状如何？

陈诗一教授：环境问题根源就是经济发展方式或者增长模式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奉行经济发展赶超战略，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实行农业补贴工业，推动重工业跨越式发展，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也导致了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性。传统增长模式，主要体现为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

我和阿米莉亚（Amelia U. Santos-Paulino）教授2013年在《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详细介绍了中国能源环境问题的演化进程，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与我2009年和张军教授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一文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三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匹配的。

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2年的“鼓励期”，对应着经济结构改革的试验期。

计划经济年代，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导致产品和能源供应紧缺。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鼓励能源生产，同时提倡节约能源。煤炭市场首先开放，不再只允许国有企业开采煤矿，乡镇企业、社队企业乃至个体和境外投资者都可以挖煤，各种小煤矿蜂拥而上。与之相伴的是当时蓬勃发展的“五小企业”——小煤矿、小炼油、小水泥、小钢铁、小火电。这个时期的改革不仅有效缓解了能源紧缺形势，还刺激了纺织业、食品行业等轻工业的发展。经济结构改革也从此前赶超战略的以重工业为主，向着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和能源密集型部门转型。

第二个阶段是1992—2001年的“限制期”，对应着经济结构改革的国企改革期。

前一阶段煤炭市场的过度发展虽然解决了能源紧缺问题，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这背后还在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地地方政府开始完全以GDP增长为导向，大力招商引资，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这个时期的招商引资严重缺乏环境标准和环保意识，把很多发达国家淘汰的落后产能大量引进来了，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与此同时，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强调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浪潮。可持续发展思想实际上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危机和环境灾害频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首次采纳可持续发展概念，并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中国从1989年开始着手整顿煤炭市场，控制其无序发展，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可持续发展”理念被广泛接受之后，才正式实施相关举措。1996年，中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国家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90年代中后期，通过限制能源产业发展以及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事实上关闭了众多能源和污染密集型中小企业，中国的环境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国企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没有触及根本。当时的改革主要是转变经营机制，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出现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等多种经营方式，但产权结构基本没动。到了90年代中前期，国有企业冗员严重，管理混乱，同时还承担了沉重的社会职能，经营和财务状况急剧恶化。我是1992年大学毕业后到国有企业工作的，亲历了国企改革的过程。当时，朱镕基总理在国有企业全面亏损、几无出路的关头，大刀阔斧地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改革的思路主要是“抓大放小”“甩包袱”，对不属于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中小企业，通过关停并转等方式，转化为民营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对国企“减员增效”，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再就业。对于一个刚从计划经济走出来的国家而言，这项改革极具魄力。从1996—2001年间，中国关闭了大约84000多家有名有姓的能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很多都是80年代大量发展起来的“五小企业”，这些企业技术落后、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环境。

20世纪90年代初期，产品市场，包括工业品价格已经完全放开。随着后来的国企改革，产品市场垄断逐步打破，基本都实现了市场化定价，市场化比率达到了95%以上。80年代中后期吵得沸沸扬扬的“价格冲关”“双轨制”似乎无声无息地就解决了。

但在要素市场上，只有煤炭价格初步实现了市场化定价。这主要是由于煤炭市场已经形成，通过关闭小煤矿和国企减员增效实现了煤炭市场供需平衡。石化行业在1998年实行了战略重组，组建了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集团。电力行业实现了“政企分开”和“厂网分离”。但这两个行业仍由国家垄断经营。

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进，1997—2001年间，中国主要能源消费在长期增长之后，首次达到了稳定的状态，甚至略微下降。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唯一一段能源消费没有增长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环境污染相对平缓的时期。

第三阶段是2001年以后重化工业化回潮和土地城镇化时期，对应着经济结构改革的反思和调整期。

随着重化工业化回潮和土地城镇化发展，从2001年开始的十年左右时间，中国的GDP从全球第六增长到全球第二。但中国的GDP增长效率并不高，仍然体现为要素投入水平的粗放扩张，可以说是靠投资和能源消耗“榨”出来的。2009年，中国能源消费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而由能源消费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7年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到2013年，中国能源消费达到37.5亿吨标准煤，约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2%，碳排放占全球的27%。中国对全球能源、环境问题的影响举足轻重。

环境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传统的环境污染，主要是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特别是大气污染，从2012年左右，雾霾取代二氧化硫、沙尘暴等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首要空气污染问题。此外，土壤污染又涉及粮食和食品安全问题。

另一方面是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超过1/4排放量来自中国，是第二大碳排放国美国排放总量的2倍。而温室气体排放被多数科学家认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如果全球进一步变暖，会导致两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一些低海拔的沿海地区可能被海水淹没。近年来，发达国家屡次以气候变化为借口要求中国碳减排，这实际上是以看似合理的理由来包装其限制中国发展之祸心，企图限中国于两难和极其尴尬的境地。

不论是传统的环境污染，还是全球关注的碳排放问题，其背后的问题都是能耗问题，能耗问题的背后又是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现在中国的环境污染之所以这么严重，确实和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唯GDP增长”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我们国家曾经经历了一段不计代价、一切为了GDP的发展阶段，长期采取高投入、高能耗的发展方式，导致了现在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问题。虽然可持续发展理念早就被中国采纳，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提倡，但并没有真正被重视和执行起来。我们已经无法如此继续发展下去，不但生态环境承载不起，老百姓也不答应。这几年发生了很多起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群体事件，很多传统的石化项目，比如PX项目，一旦企业公示投资建厂，老百姓就开始“散步”了。到最后还是政府妥协让步，承诺放弃上马这些项目。现在严重的雾霾污染已经让我们呼吸都变得困难，生存都受到了威胁，不仅仅京津冀，就连长三角也有很多时间笼罩在雾霾之中不见天日，难见蓝天。这时候还能再仅仅谈高增长吗？

因此，这一届中央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从积极参与转向主动引领全球二氧化碳减排，我想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吧。我们不仅要增长，也要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期间，节能减排是中国与美国达成的一项重要共识。中国向世界承诺，到2030年要达到减排高峰，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60%—6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二氧化碳排放要达标，也就意味着中国重化工业化进程结束，这是主动在倒逼中国经济转型。

以上就是中国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关系和现状，未来如何？我想未来环境问题肯定会逐渐变好，当然代价就是GDP不可能那么快地增长了。但增速下行也是合理的，现在GDP总量越来越大，增长1%与1980年增长1%不可同日而语。从绝对量上看，现在增长6%也许比过去增长10%还要大得多。

学术月刊：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常态下，环境问题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加凸显，您认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路在何方？

陈诗一教授：中国经济要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关键就是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当然这里是指全面考虑了能源和环境等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后所度量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按照传统的度量方法，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已经相当高了。其实不然。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我们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形成经济长期平稳增长的新动力。要提高全要素增长率，就必须对要素市场进行市场化导向的根本改革。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产品市场不断开放，问题已经不大。但是要素市场改变还不多，比如土地市场，农村正在试点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但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土地市场还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和步伐。

政府要从市场参与者抽身出来，成为裁判和守夜人。又比如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依然是中国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一种障碍。现代城市建设和发展已经离不开农民工，但农民被户籍固定在土地上，无法和城市人口平等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由于一些依托于户籍制的人为限制，劳动力配置的效率受到了较大扭曲。目前，落户限制正在逐步打开，只有大城市还严格限制。再看资本市场，中国直接融资少，间接融资高。我们资本市场不发达，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比重也和国际情况相反，债券市场比股票市场规模小。而且股票市场也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比如上市公司多为国有企业等。最后看能源市场，本来煤炭市场相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后来因为市场混乱进行整顿重组后，垄断性又大大加强了。石化行业主要就是“三桶油”，垄断性质更加明显。比如2010年的“柴油荒”，根本原因就在于垄断导致的供油紧张问题。电力市场也是以政府定价为主，工业用电价格高于社会用电价格，形成电价倒挂现象。当然现在也在实施居民用电的阶梯电价，电力体制也在改革，但改革困难不小。

中国要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革要素市场，说得更加具体一些，就是要减少政府干预，减少市场垄断。要素市场，从广义的角度理解，也包括服务市场、技术市场、管理市场等，可以在这些市场上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减少行政审批和政府干预。当然，负面清单也不能流于形式，把以前就已经放开的领域用负面清单的形式再重申一下，这样意义就不大了。从历史经验看，政府管理较松的时期，就是企业家精神发挥较好的时期，也是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时期。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国家和市场的大事。政府应该把自己的边界划清楚，做好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剩下的事情交给市场来做。可以这样说，实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提升要素的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学术月刊：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与中国经济研究的国际化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您认为本土学者和海归学者应该如何发挥各自的作用来推动这个进程？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怎样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有着怎样的未来？

陈诗一教授：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与中国经济研究的国际化是许多学者都在思考的问题，我作为一名学者，同时现在又在分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引进工作，更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想清楚，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未来发展就没有清晰的方向。

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发展时间比较短，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才逐步引入现代经济学的课程和方法。相对于数理化等其他学科，中国经济学的训练和研究起步比较晚，与国外差距比较大。尽管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发展很快，但是客观上讲，我们现在仍然处于一个学科发展的过渡期。在这个时期，如何更好地汲取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推动中国经济研究的国际化，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学科的发展关键在人才。国内经济学科发展的人才队伍建设，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21世纪以前，经济学者基本都毕业于国内高校，不少学者留校任教。从21世纪初开始，特别是2004年以后，海归学者回国任教逐渐多起来。甚至有一个时期，一些高校只招聘海归学者，形成了一种“唯海归论”的现象。现在情况又在发生一些变化，各高校越来越强调咨政研究、智库建设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解释，对本土人才的培养也更加重视。

无论是本土学者还是海归学者，我个人认为，在国内高校从事研究工作还是要立足于中国经济研究，充分从中国经济改革这个试验场中汲取资料和养分，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解释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中丰富多彩现象和层出不穷问题的论文，既有意思也有意义，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动案例将为你的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前景光明。显然，要做好这样的研究，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扎实训练和熟练掌握必不可少。

从增加经济研究的国际话语权来看，在国际舞台上做好中国经济的解释同样重要。可以是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有关中国经济研究的论文，也可以是在国际性财经媒体上发表有关中国经济的各种解释和建言。这些专栏文章，可能是基于学术论文，也可能是基于长期的观察和思考。这些都可以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做智库研究，做经济解释，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这样的人才从哪里来？我觉得，这批人才首先需要做好基础研究，到了一定阶段，自然会开始思考复杂的现实问题。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学术研究做不好，但很会解释经济现象？这不是不可能，但不是普遍现象。

因此，中国的经济研究怎样形成中国特色，我想主要还是要把中国经济故事讲好，通过论文发表、论坛演讲、报刊媒体等方式，讲到国际市场上去。当然，中国经济增长是不是有中国模式，我们可以再议。用标准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把中国经济的特点、规律总结好，这其实也可以看作一种中国经济学或者中国模式。此外，中国经济转型、改革发展取得成功，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之后，未来还可能发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经济学。这也是学者要不断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未来，将会越来越往主流靠拢，越来越得到国际认同。

那么，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特色到底是什么？以复旦大学为例，就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说明。复旦经院是老牌的经济学院，改革开放之后，以蒋学模、学为例，就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说明。复旦经院是老牌的经济学院，改革开放之后，以蒋学模、张薰华、宋承先、陈观烈、洪文达、余开祥、伍柏麟、洪远朋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奠定了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的领先地位和崇高声誉。现代经济学引入之后，复旦大学又培养出一支研究中国经济和金融问题的整齐队伍，张军、袁志刚、华民、姜波克等教授起到了很好的领军人才的作用。这样一支整齐的中国经济和金融研究的核心团队在国内高校是非常少见的，成果之多，人数之众，让很多高校非常羡慕，给复旦大学带来了很好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可以说，聚焦中国经济和金融问题研究，培养研究中国经济和金融问题的优秀人才队伍，一直是复旦大学经济学科和金融学科的立身之本。在这样一支人才队伍里，既有许多优秀的本土学者，也有越来越多的海归学者。现在每年到复旦经院应聘的海内外高校的博士毕业生达到近200位，其中包括不少外籍博士。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可见，中国知名高校的吸引力并不亚于国际名校，中国高校的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未来研究中国经济学的学者会非常多，中国经济学研究将会是整个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很有分量的一块内容，前途不可限量。近两年来，在复旦大学双一流建设和人才工作新精神的指导下，复旦大学经济和金融学科已经引进了很多国际一流的海归学者，包括世界一流的资深海归学者，也有很多潜力无限的青年学者；同时，借助于师资博士后项目，我们也把国内最优秀的学者留下来。这些一流的学者必将为复旦大学一流经济和金融学科的建设注入最新鲜的血液。

随着中国经济分量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和金融问题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在学术界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在这点上，我们中国的高校可以做到世界一流。美国经济学为什么这么发达，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经济体量是全球最大的。更早一些的英国和欧洲，也曾经是世界的经济中心，从而是国际上经济学研究的中心。经济学的发展程度，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中国是很好的经济试验场，提供了很多以前没有、其他地区没有的经济发展案例。中国经济的进步和活力，对很多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借鉴意义。国外很多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也很感兴趣，乐于招收中国留学生。可以预见，聚焦中国经济和金融问题研究，将成为中国高校经济和金融学科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

转自：《学术月刊》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