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以智库主办的“RICE-CCES沙龙系列讲座·第25期：再谈减税（2018年9月25日）”实录内容，刊出题为《再谈减税》的文章，智库在此推送本文。
摘要：如何把企业减税的国策落到实处，成为重大社会关切。
韦森教授指出，尽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制定了降低我国的宏观税负，尤其是为企业减税降费的大政方针，但是我们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税收还在高速增长，这说明减税降费的综合国策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在目前的中国宏观经济格局中，要真正减税，就要考虑降低增值税税率、企业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税率，另外要考虑降低企事业单位为职工所缴纳的“五险一金”的比例。
杜莉教授认为，我们当前面临的减税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从美国的经验看，减税的同时有必要注意赤字和利率水平的控制，并且有必要采取一些有针对性地提高投资回报率的措施，这样将有助于避免减税可能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使减税政策更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当下我国需重视削减非税收入带给企业的负担，应重点降低劳动所得税和社保缴纳负担。
范子英教授指出，根据财政不可能三角定律，减税、控制债务风险、积极财政三项目标同时都要达成，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国税收增速与占比约40%的增值税的增速密切相关，而增值税与生产环节和PPI密切相关。今年PPI上升得很快，这主要源于上游的生产资料价格涨得很快，而且是由供给推动的。由于增值税抵扣链条不完整，PPI上涨推动了上游增值税增长，而下游没有相应抵扣，导致整个税收增长过快。此外，对真减税还是假减税应有清醒认识，而当下阶段到底应该是大减税还是大改革，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封进教授认为，因各地区养老负担不同，缴费率应能体现地区差异；同时，社保缴费率过高，会影响到企业行为；在做实缴费基础的同时，降低社保缴费率应成为下一步改革需要考虑的问题；应积极探索更多的社保基金融资渠道。
张军教授指出，企业税负必须降下来已形成共识，在谈减税的时候需要理性看待税收刚性增长的原因。如果是上游供给减少PPI上升驱动税收的过快增长，那税收的增长不能都算到下游制造业企业的头上。而企业共同面临的非税收入中的社保费缴纳，其实还有下调的空间，社保费的来源可以更加多样化，国有资产的收益上缴比例还可以提高。当前企业家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是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在当下，特别需要国家拿出几个实实在在的例子来鼓励企业家，传递重要的信息，保护企业家产权。此外，中国由间接税转向直接税的税制改革需要有更明确的行动。
张晏 副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晏：伴随着2018年“个税改革”，减税问题愈益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可以是多收钱多支出，也可以少收钱，把钱留给企业、居民、市场主体。当下中国，“减没减”、“怎么减”、“如何把企业减税的国策落到实处”等等，再一次成为重大社会关切。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了张军、韦森、杜莉、范子英、封进教授，再谈减税。首先有请韦森教授做主旨发言。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韦森：我主要围绕“如何把企业减税的国策落到实处”这一主题，做一些思考。
为中国企业减税，目前几乎已经成了全社会的共识。实际上，我自己呼吁为企业减税，也不是一年了。从2013年左右起，我就在媒体上不断发表专栏文章，呼吁为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减税。为什么这几年我一直呼吁减税呢？因为，自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一直在下行。虽然从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上来看并不低，但是大家知道，衡量中国经济的表现，不能光看GDP增速，也不能只看失业率，在很大程度上要看PPI。从2012年到2016年，中国的PPI连续三年多为负。我认为实际上这几年中国企业经历了“高速增长中的萧条期”。
但是，就在大多数中国企业经历了数年困难的同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我们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一直在高速增长，我国的宏观税负一直在上升。我粗略计算了一下，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到2015年间，我们政府的财政收入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在这一期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了8.9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8.8倍，而政府财政收入则增加了29.2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这么困难，政府税收仍然在猛涨，这显然不是合宜的宏观经济政策。
因此，2016年2月26日在上海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当财政部长楼继伟做完公开讲演后，我就站起来向他提问题：“楼部长，这几年中国经济下行这么厉害，大多数企业这么困难，为什么政府不考虑减税？”楼继伟部长回答说：“我们在减税呀！今年‘营改增’就预计为企业减税五千亿元。”接着我追问道：“2014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定的当年的GDP增速是多少？是7.5%；而财政部定的当年财政收入的增长目标是多少？是8%。2015年政府的GDP增速目标多少？是7%，而当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目标是多少？是7.5%。每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目标都是高于GDP的增速，这减了哪家的税？”
这个话可能被克强总理看到了。李克强总理2016年在“两会”结束后答记者问的时候，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在“营改增”之后，决不允许任何一个行业的税收增长速度高于行业增长速度。而且在近两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总是说要减税，2016年说政府减税5000亿元，2017年说要为企业减税降费5500亿元，今年又说减8000亿元。
国务院不仅提出具体的减税目标，实际上还派了18个督查组到各地去检查为企业减税降费的落实情况。最近，9月4日，国务院还派了一个督察组到吉林去做检查。2017年7月26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未来要降低我国宏观税负的大政方针。这几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各种文件也一直说要为企业减税。但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减税国策到底落实没有？如何减税？
减税，实际上牵涉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到底中国的宏观税负尤其是中国企业的总税率高不高？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争论。2016年上半年，天津财大的李炜光教授所带领的一个研究团队在南方几个省市做了企业税收负担的调查，随后提出了“死亡税率”的概念，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之后，我们也在北京、天津开了好几次有关企业税收负担的研讨会。河北、北京、天津和山东等地很多企业家都参加了我们的研讨会，这些企业家从各自所在的行业和自己企业的税费负担和企业利润之比的角度，都说目前我国企业的税费负担实在太重了。南方的著名企业家曹德旺、宗庆后等也都认为目前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太重。
但是，发改委、财政部、国税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和专家则在公开媒体上发言，说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宏观税负不高。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曾根据各方面的数字做过一个详细的计算。他发现，2015年我国政府的税收为12.4万亿元，加上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五险一金和各种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中国政府的整个财政收入即宏观税负达到24.9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6.92%。这个数据大家基本上比较认同。可以看出，我们的宏观税负加起来在37%左右，这在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很高了；即使就全世界比较而言，也不低。在全世界180多个国家里面，无论是总税负、企业税负还是劳动保险和社会保险，我们国家应该都是排在很后面。
中国的税负高，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企业的总税率在目前世界大国中可以说是最高的，目前我国企业的总税率，即企业所交的税收与商业利润之比，这几年都在67.3%以上，高于法国的62.2%，更远远高于美国的43.8%和世界平均的40.5%。中国企业的税负极重，这应该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除了企业的总税率高之外，我最近又看到世界银行的一个比较，就是中国企业所交的劳动保险和社保与利润的比例，在世界上也差不多是最重的，占利润的29.3%，在189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排在第188位，在世界上倒数第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们企业的税负在世界上差不多是最重的。在目前中国企业经营困难、大批企业关停甚至倒闭清算的国内外环境中，你说政府应该不应该减税？
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中，政府应该为企业减税，这应该是没问题的,这差不多已经成了全社会的共识。
但第二个问题是，目前中国政府有没有减税空间？有些政府官员可能会说：你们这些学者主张减税，说得很轻松，但是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这么大，财政收入增速这几年都在整体下降，政府财政支出又减不下来，财政赤字在扩大，政府哪有减税的空间和可能？
去年，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是当年GDP的2.8%，不算太高，即使按有关部门的估算，加上各种隐形支出和隐形负债的利息支出，实际上可能已经达到3.8%，但这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仍不算太高。我最近做了一些估算，政府的负债，即使加上最近两年暴露出来的地方政府的隐形负债，大致也不会超过目前GDP的54%。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都超过GDP的128%了，日本政府的负债已超GDP的245%，他们都还能减税，我们政府的财政赤字率只占2.8%，政府负债满打满算不超过GDP的60%，就不能减税了？就没有减税空间了吗？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几年，一方面是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负债在增加，另一方面是各级政府的财政存款也在不断攀高，尤其是积压在央行国库中的库底资金在增加。
尽管这几年李克强总理在每年4月份之后都要召开一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催促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盘活国库库底资金”，财政部每年6、7月份也都会发文，促使各级政府部门加快花钱。譬如，今年5月4日，财政部又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预算执行管理加快支出进度的通知》，敦促一些政府部门要加快财政支出，快点花钱，但这几年政府的财政存款却不断攀高，就是降不下来。这能说政府没有减税空间吗？
除了政府行政部门外，各机关团体的存款也在不断攀高。我最近看到一项研究，到2018年7月30日，中国政府的财政存款仍在4.5万亿元左右，到了8月份，则攀升到5万亿元，机关团体存款则达到了28.3万亿元。两项加起来，达到了33万亿元上下。
另外，东吴证券研究所的一项最新研究也发现，尽管国务院多次下文，李克强总理几年来也一再强调，从2015年起，各级政府要逐渐清理乃至取消财政专户，尽量把政府财政存款放到央行国库中，但实际上这两年，各级财政部门财政专户中的存款，不但没有减少，而且相对于存在央行国库中的财政存款比例还在增加。世界上有哪一个政府像我们政府今天的日子这么好过的吗？看看中国企业都到了什么样的状况？大量企业亏损，一批企业面临破产清算，为什么为企业减税就这么困难呢？
因为政府的财政存款年年在攀高，减不下来，这就导致一些政府部门到年底突击花钱。这几年，政府和机关团体财政存款在增加，国务院和财政部三令五申促使一些部门加快财政支出和快点花钱，但是一些部门的钱还是花不掉，那为什么就不考虑给企业和家庭减税呢？还说政府没有减税空间，这在逻辑上说得过去吗？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自2016年以来，尤其是2016年5月完成“营改增”的税制改革以来，到底政府减没减税？这里且不说实行“营改增”的企业大多反映2016年“营改增”后自己企业的税负实际并没减，即使按照2017年3月财政部发布的《2016年政府财政收支情况》的新闻稿中的官方数字，2016年完成“营改增”后，全国的增值税增加了30.9%，营业税减了40.4%，但2015年增值税为3.11万亿元，营业税为1.93万亿元。照此计算，2016年“营改增”税改后，税务部门也净增税收近1800亿元！
但是，在2016年的财政部的预算执行情况的决算报告中却说，2016年全年实现减税5736亿元，并具体解释道，在这5000多亿的减税中，“包括新增试点的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服务四大行业减税1747亿元，前期纳入试点的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电信业以及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部分现代服务业减税1486亿元，原增值税行业主要是制造业减税1656亿元”。但相比“营改增”后政府实际征收的税多了1800多亿元，这些减税到底减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财政部的数据前后不一致？
还有，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保证政府要全年为企业减税、减费5500亿元。财政部的娄洪巡视员在2018年1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说，去年政府为企业累计减税3万亿元，但2017年全年全国税收同比却增加了10.7%，2017年的GDP增速只有6.9%，即使考虑GDP平减指数，政府整体上减税了吗？又减税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减税的政令不出中南海？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连续几年都讲减税，中央政治局于2016年7月26日又确定了降低中国宏观税负的大政方针，为什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的减税的国策却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没得到落实？
今年3月份，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说，政府全年要为个人和企业减税8000亿元。但是，今年上半年，国内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都在快速增长，分别增长了16.6%、17.4%、12.8%和20.3%，所有税种加起来，上半年增长了15.3%，同比去年多收了6300多亿元，而今年上半年，中国的GDP增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才增长了6.8%，这样上半年政府税收的增长是GDP增速的两倍还多，这怎么能说今年要减税8000亿元呢？
目前中国企业的环境非常差。整个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营业收入在下降，利润在快速下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税收却有15.3%的增速。政治局与国务院减税的大政方针落实了吗？减税了吗？减税又减到哪里去了？目前，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出口企业的经营是多么困难啊！加上美国又对中国开打了贸易战，中国企业的国内与国际环境如此险恶，企业如何经营和投资？消费如何增长？近几年来，社会各界减税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为什么各种税收都还在以超越GDP增速两倍的速度增长？
除此之外，根据2018年7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社会保险的征收自9月1日起将逐步转至税务部门统一进行，这将极大地增加企业尤其是一些民营和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据许多机构测算，仅这一项改革，企业与个人将补缴共计近2万亿元。另一方面，从一些东部沿海省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今年以来，各类企业的经营状况在恶化，企业的亏损面在大幅度扩大，亏损额也在大幅度上升。今年上半年，全国的民营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增速降低了25.3%，外商和港澳台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速也下降了5.2%，中美贸易战又在开打，国际国内经营环境在恶化，在这样的宏观经济格局中，不但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各项财政收入在猛增，还要企业补缴近2万亿元的社保，未来中国的企业还怎么活下去？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李克强总理不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年年讲减税，尤其是自201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减宏观税负”的大政方针之后，从2016年6月起到现在，国务院业已派了18个督查组到各地进行减税降费的督查，围绕“全年为企业减负万亿元”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措施，进行督查，促进问题的整改。及至2018年9月5日，国务院第七督查组还到长春召开座谈会，继续督查为企业减税降费的落实情况。
应该说，李克强总理和国务院已经为企业减税降费尽了最大努力，但事实却是，2017年全年和2018年以来，政府的各项税收都在高速增长，今年甚至各项税收都以超过GDP增速两倍以上的速度在增长，问题到底在哪里？除了国务院外，发改委、财政部和央行也都说要减税，但落实了吗？中国的税收减下来了吗？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真正降了吗？
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尽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确定了为企业减税减负的大政方针，乃至可以说是减税的基本国策已经定了，但是中国的税收和政府的财政收入还在高速增长，这也不能完全责怪财政和税务部门。他们确实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地工作。
国务院说要减税，并且每年制定具体的减税和降费总量的目标，但在实行“营改增”税制改革后，尤其是在增值税发票的现行制度安排下，企业每销售一笔产品，都要开增值税发票，且你不开都不行，因为下游买方还要抵扣进项税。在此情况下，企业的每笔交易，都要按国家的税法和条例中所规定的税率标准进行征税，税务部门又不能任意打折、不收或减收，因此，税收的增长，是他们依法征税的一个自然结果。财税部门只是照章向企业和个人依法征税，那又有什么问题呢？
因此，在此宏观经济格局和现行体制安排中，政府要真正为企业减税减负，无非是要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如果要真正减税，就要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低于GDP的增长。
第二，如果真要为企业减税，就要降低增值税的税率，如增值税税率从目前的最高档16%降到14%或13%。未来增值税税率三档变两档，即从现在的16%、10%、6%改成两档。但未来怎么并？取消10%的税率后，是向高档的16%的税率靠拢，还是向低的6%档税率靠拢?
第三，是否考虑降企业所得税税率？
第四，既然实行社保征管体制改革以后社保要全部由税务部门来强制进行征收，而这项改革又会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实际纳税负担，那就要考虑真正降低社保即“五险一金”交付比例。当然，在目前全国的社保收入亏空且亏空额继续加大的情况下，好像无解。但是，可以考虑通过加快把国有资本划转社保的数量和速度，来补社保资金的亏空。由此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有解的。
概言之，我今天讲演的主要观点是：尽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制定了降低我国的宏观税负，尤其是为企业减税降费的大政方针，但是我们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税收还在高速增长，这说明减税降费的综合国策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在目前的中国宏观经济格局中，要真正减税，就要考虑降低增值税税率、企业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税率，另外要考虑降低企事业单位的为职工所缴纳的“五险一金”的比例。不降税率，在目前企业的产品销售都实行电脑互联网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光喊口号，乃至派几个督查组到各地区督察为企业减税降费的落实情况和实施措施，又有多大作用？
张晏：感谢韦森教授的精彩分析，观点鲜明，分析透彻，令人深思，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下面我们有请杜莉教授发言。
杜莉 教授 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杜莉：非常感谢中心智库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最近关于减税的一些研究和思考。党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减税，社会各界也都在呼吁减税，因此减税的大方向是可以肯定的。今天主要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当前应该怎样减税？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的税负政策面临的实际情况跟以往不一样。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财政政策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大部分时间里，税负的变化和财政政策的基本导向是相符的。
我们可以着重考察税收弹性，也就是税收收入增速和名义GDP增速的比值。如果税收弹性大于1，就表明税收收入的增速超过GDP增速；如果税收弹性小于1，则表明税收增速低于GDP增速。
1994年到1997年间，我国实行的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税收弹性也逐步上升。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开始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当时主要强调的是增加政府支出，不但没有减税，还明确提出要增税，因此这一时期特别高的税收弹性和财政政策的要求也是一致的。
2003年之后我国实行了一段时间的稳健的财政政策，税收弹性虽然仍然大于1，但与前一时期的高水平相比，已经明显下降了，总体上比较适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再次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由于税收已经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故这次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包含了结构性减税。虽然2008年的宏观税负还是比较高，但是税收弹性明显开始下降，2013年到2016年税收弹性甚至降到了1以下，这些变化可以说和结构性减税政策基本一致。
但是，此后的情况就变得很不一样了。2016下半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降低宏观税负，这是我国税负政策取向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调整。之前在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时，我们其实是强调稳定宏观税负的。然而，2017年以后我国的税收弹性却出现了明显上升。虽然已经确定了减税的大政方针，并且国家也不断在推出各种减税措施，宏观税负却不降反升，这种情况是以往没有过的，所以我们当前面临的减税问题是十分复杂的。
其次，需要强调的是，减税并非万灵药。如果减税方案设计不合理，或者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减税也可能导致不小的负面影响。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与分析一下美国里根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减税。
先看里根政府的减税,1981年8月，里根总统刚一上台就推出了以大幅度减税为核心的“经济复兴税收法案”(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其中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70%减到50%，公司所得税方面则是推出了加速折旧等鼓励投资的政策。然而,减税初期并未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相反，在减税法案推出后的第二年，由于财政赤字膨胀，利率水平由12%左右飙升到20%以上，美国经济出现了1.9%的负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9月美国政府不得不推出一项新的“税收公平和财政责任法案”（Tax Equity and Fiscal Responsibility Act），取消了1981年法案当中的加速折旧措施，且收紧了很多其他税收优惠。其实这是一个增税的法案。这项法案推出后不久美国经济强劲复苏。
当然，是不是这项增税法案本身直接促使经济回升，还难以定论。但是，里根政府的第一轮减税只实行一年就要增税，并且减税之后经济紧跟着出现深度衰退，都表明减税措施在当时面临的很大争议和挑战。
1986年里根政府又推出“税制改革法案”（TaxReform Act），同时下调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税率，这一轮减税比较强调财政中性原则，减税法案在降低税率的同时大幅度削减了所得税优惠，包括取消投资税收抵免政策、延长固定资产折旧的年限等。从实施效果看，这一轮减税相对平稳一些，减税之后财政赤字明显下降，经济增长率在1988年出现了小幅上升，但是，仅仅过去一年，到1989年经济增长率就再次掉头向下。所以，至少就短期而言，里根政府的两轮减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确定的。
再看特朗普政府去年底推出的减税和促进就业法案。这次减税的幅度也很大，其中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39.6%下降到37%，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从原来的最高35%下降到21%，法案还对一些资产的投资成本实行100%的当年一次性扣除，但同时也包含了一定的增税措施，比如对利息费用的扣除设置上限。
从减税的效果看，现在媒体报道比较多的是美国最近的经济增长非常强劲，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4.2%。但这一数字是环比增长，如果用更具可比性的同比增长数据，今年上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其实是2.9%。相比减税之前并没有出现跳跃式上升，经济主要还是延续原有的增长趋势。
当然，特朗普政府减税至少没有像里根政府的第一轮减税那样，减税之后经济掉头向下，出现一个严重的衰退。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虽然不能夸大特朗普政府减税的效果，但这一次减税的确比里根政府减税还是要成功一些，至少是平稳一些。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特朗普政府减税的同时美联储对利率水平的控制比较好，没有出现利率水平的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是特朗普政府减税措施中的非常慷慨的投资成本折旧扣除比较有助于促进投资的增长。相比较而言，里根政府减税的时候，第一阶段重点减的是个人所得税，第二个阶段虽然降低了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但同时却取消了投资税收抵免。
小结一下，从美国的经验看，减税的同时有必要注意赤字和利率水平的控制，并且有必要采取一些有针对性地提高投资回报率的措施，这样将有助于避免减税可能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使减税政策更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
回到中国，为了更好地设计减税方案，我们需要了解现在的税负水平究竟高不高，高在哪儿。关于这个问题，我在韦森老师的分析的基础上再补充一些新的信息。
对于我国的宏观税负，有不同的测算口径。最窄的宏观税负口径只考虑税收，就是用税收收入总额占名义GDP的比重来代表宏观税负。而最宽的宏观税负测算口径包含了四项预算的财政收入，也就是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其中主要是税收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的总和占名义GDP的比重这四项来代表宏观税负。简单地讲，最宽口径的宏观税负就是考虑了全部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最宽口径的宏观税负更加合理,因为许多国际组织统计财政收入的时候都把社保缴费包含在内。从统计结果看，我们的窄口径宏观税负差不多是宽口径宏观税负的一半，所以，非税收入对企业负担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从最近的“十三五”期间税收和非税收入在财政收入总额中占比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非税收入的占比增长很快：2015年时占到48.1%，已经不低，到了2017年，甚至达到50%，非税收入几乎与税收收入并驾齐驱，这种情况在我们考虑减税问题的时候是需要予以充分重视的。目前我国最宽口径的宏观税负大约是35%，从国际比较看到底高不高呢？OECD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各国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之和占GDP的比重，口径上和前面说的我们的最宽口径宏观税负基本一致。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去年我国的最宽口径宏观税负比大多数OECD国家都低，比美国略高。
因此，我国的宏观税负在国际上并不处于很高的水平，但为提高国家税收竞争力，仍然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特别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税负比美国更高对我们不利，宏观税负下调的必要性更加凸显。
除了宏观税负以外，还可以从税收占企业利润的比重等微观角度看税负水平。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中有一个各国税负状况的排名。2018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企业总税负，也就是企业缴纳的各类税收和社保缴费占利润的比重，在189个经济体中按从低到高的次序排在第178位，但是其中的企业所得税负排在第62位，还比较适中，而劳动所得税和社保缴费负担则排到了第188的高位，仅次于法国。这说明从微观角度看，我国企业的税负主要是在劳动所得税和社保缴费负担方面比较重。
我们进一步整理了我国当前五类社会保险的缴费率，合计大约在37.25%左右，与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ntern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ISSA）网站提供的其他主要国家类似社保计划的总缴费率相比，这个水平确实是偏高的，美国的对应数据仅为14.35%。
再看来自国际财税文献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Fiscal Documentation ,IBFD）数据库的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几个主要税种的税率数据，可以看到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居中，增值税基本税率稍高，但并不十分突出，而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明显处于第一梯队。这些数据和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测算结果基本相符，也说明我国的劳动所得税和社保缴费负担偏高。
因此，对我国税负状况的剖析结果总体上反映出，在坚持降低宏观税负大方向的前提下，需要重视削减非税收入带给企业的负担，并且需要重点降低劳动所得税和社保缴纳负担，其中的社保缴费负担，在我国的预算管理体制中，正是非税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已经采取了不少减税措施。通过简要的回顾可以发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低税率的适用范围，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范围，扩大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的范围，扩大小微企业增值税免税范围，简并和降低增值税的税率，对部分行业实行增值税留抵退税，逐步降低社保缴费率，等等。特别是从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所有行业企业新购进的价值在500万元以下的机械设备都可以一次性地将成本作为费用扣除，不再计提折旧，这个规定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
但是，企业还是反映税负重，原因何在呢？
首先，从企业所得税来看，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减税措施已经相当到位了，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本来已经比较适中，近年来推出的减税措施有助于进一步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但是，企业缴纳所得税毕竟是以盈利为前提的，对于本身已经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来说，企业所得税的一些减税措施可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
其次，从增值税来看，它构成我国企业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税负，现有的增值税减税措施力度确实在逐步加大，但还有很大的潜力。比如目前的增值税留抵退税范围还是比较小，导致许多经营中面临困难的下游企业因上游原材料成本的上升而税负加重，或导致某些行业的企业因进项业务和销项业务税率的倒挂而税负加重。再比如，当前银行取得利息收入要交增值税，但是企业支出利息不能够抵扣增值税，由此造成利息成本和税收成本的叠加，也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为促使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增值税制本身进行深入考量，光靠降低增值税率是不行的。
第三，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中对劳动所得规定的税负还是比较高的，新个人所得税法在保留45%的最高边际税率的情况下将四类劳动所得综合课征，一定程度上甚至加剧了这个问题。同时，近年来几项主要社保项目的缴费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下降力度很小。社保缴费和员工的个人所得税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企业只要经营，只要雇佣员工，不管是否盈利，都要承担，所以这一部分的负担对企业的影响相当大。
由此可见，我国企业税负仍然比较重与以往的减税措施针对性不够强有关。此外，2017年以来税收弹性的显著上升至少还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PPI的上升。我国的税收弹性与PPI有显著的正相关性，2013年到2016年税收弹性的下降基本上可归因于连续54个月的PPI同比负增长，而2016年下半年以后，PPI由降转升，也就带动了2017年税收弹性的由降转升。
二是金税工程三期系统的全面上线。我们注意到2016年10月份金税工程三期全面覆盖了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国税局和地税局，2016年当年上线运行的省（市）自治区达到16个。金税工程三期虽然从2013年开始在部分省（市）自治区开始上线，但此前金税工程三期系统还没有形成一个闭环。2016年10月份成为闭环之后，将使税务机关对增值税以及所有其他税种的征管能力都显著加强，这也是推动税收收入增速上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针对上述情况，接下来我们需要优化减税方案，进一步在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率方面加大减税力度：第一，增值税方面，除结合简并税率进一步降低税率之外，留抵退税范围需要扩大，还可以考虑允许企业的利息支出抵扣增值税；第二，个人所得税方面，需要考虑下调综合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第三，社保缴费率也需要进一步降低。
当然，顺利减税的一个必要前提是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财政赤字。党中央、国务院新近推出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要求用3至5年时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这将有助于克服各地方、各部门的财政支出冲动。
同时，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支出比较多，很多地方都有五花八门的财政扶持政策，这些支出很多属于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实施中往往还形成对市场机制的不当干预。所以，配合各级政府转变职能，清理过多过滥的财政补贴是有比较大的潜力的。
除了节流之外，还可以开源。特别是在下调社保缴费率的同时确保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需要设法使得社保基金获得必要的补充。这方面，国家已经推出了相关政策，就是到2020年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要达到30%。当然，这样一个比例是否合理、其中可以拿出多少用于补充社保基金、可以支撑社保缴费率下调多少，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张晏：谢谢杜莉教授的分享。下面我们有请范子英教授发言。
范子英 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
范子英：前面韦森老师讲了要减税，杜莉老师讲了减什么税，我说说减税会带来什么问题。考虑整个政府策略性的反应，减税也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今天主要讲两点：一是怎么理解这一轮的税收超速增长；二是讨论如果减了税会引发什么问题。
关于减税这个话题，以前接触不多的时候，我对于减税还是期望挺高的。随着这些年跟财税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接触越来越多，我对减税从希望到失望，现在已经感到绝望。
财政理论存在不可能的三角关系：减税、控制债务风险、积极财政，一个国家的财税政策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目标。要控制债务风险，要减税，那么就不能做积极财政政策。要减税，要积极财政政策，那么债务风险就难以控制。要控制债务风险，要积极财政政策，那么就难以减税。三者都要，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已经很严重了，虽然我们的赤字率很低，每年控制在3%，但是债务风险非常高，地方政府有很多负债不进入政府赤字统计。举个例子，以前地方融资平台借了钱，后来地方财政部门用一般债券置换出来，那笔钱借的时候没进入赤字，后来置换的时候还是没有进入财政赤字，最终这笔钱就不知道怎么统计。我们现在一方面要控制债务风险，这是肯定不能放弃的；另一方面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由此，减税就很难，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如果施行减税措施，那么控制债务风险和积极财政政策就必须舍弃一个。因此，真正落地的减税与想象中的减税会有很大差距。
今年两会的报告里面说要减税8000亿元，除此之外，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下调增值税基准税率。下调之前增值税17%的基准税率是1994年定的，2018年首次下调。在大减税的背景下，我们却发现税收涨得很快。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6.8%，税收增速17.3%。扣除两者计价基础差异（不变价和现价）也没法解释这个现象。几大税种涨幅特别高，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11.7%，增值税同比增长20.1%，说明这一轮税收大涨主要是由流转税驱动，而企业的盈利却没出现特别好的改善，企业所得税增速低于平均增速。今年上半年一样很夸张，GDP增速6.8%，税收增速14.4%。实体经济哀鸿遍野，国家财政却高速增长，减税的呼声自然很高。
中国的税收是怎么构成的？绝大多数税收来自于一个税种：增值税，占比约40%；第二大税种是企业所得税，占比约22%；个人所得税，去年已经是历史最高，占比仅8%，前两年占比才6%。把很多部门简单加总一算，几个口径的宏观税负确实不高，但是绝大多数税收负担压在企业身上，个人承担的直接税负非常少，所以企业会存在直观感受的悖论。
如果有一段时间增值税涨得快，基本上国家的税收就会涨得快。增值税和生产密切相关，与盈利却无关。企业只要生产与销售，就要交增值税。交完增值税以后，利润仍有可能是负值。所以说增值税与企业的盈利没有关系，仅仅反映了生产链关系。
它与生产资料价格密切相关，今年PPI的增长，驱动了我国的税收增长。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都涨得比较高。比较历年GDP增长速度和税收增长速度（或者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可以发现大多数年份的两条线都是背离的。仅有2009年和2014年两条线比较靠近，两条线之间的差距就是税收的超速增长。但是，如果加上历年PPI的走势，就会发现税收增长和PPI两条曲线的趋势基本上一模一样。从2012年经济新常态到2016年，PPI都是负数。同期中国税收收入连续五年直线下滑，增速从原来20%多下降到10%。2016年税收增速仅4.3%，2015年为5.8%，这两年是历史反常的低于GDP增速。去年税收的超速增长，超过了10%，原因在于2017年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凶猛，从而导致税收的增长比较快。
什么因素导致PPI涨得比较快？分行业来看。今年上半年的结构性差异非常明显。主要几个上游行业，石油、天然气涨了17%，黑色金属涨12%。由于上游的生产资料价格涨得很快，下游没有什么变化，税收就涨上去了。整个上游行业的企业利润也多起来了，上半年石油天然气行业利润涨了3.1倍，而下游很多行业利润非常少。上游生产资料相关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下游是民营企业。这一时期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涨得非常快，高达31.5%，民营企业同期利润增长仅10%，实际数字可能更低。
再有，这一轮税收增长的地区分布反常。整个上半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税收增速分别是13.3%、19.5%、19.7%和10.9%。西部是最快的，而能源资源性的行业集中在中部和西部。东部的上海上半年GDP增速6.9%，略好于全国的GDP增速6.8%，税收增长8.3%，拖了全国后腿。这种地区分布非常少见，往年都是东部税收特别好，中部还行，东北还行，西部最差，这一轮全反过来。
经济情况很严峻，实体经济没有回暖，下游行业不活跃，但是PPI上升得很快。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侧改革导致的产能萎缩。上游行业因为环保、限产等导致生产资料库存急剧下滑，供给下滑后，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很快，推动了整个上游PPI的上升，进而推动了增值税的上升和上游行业的生产利润增加。
历史上税收超速增长的最高年份是2007年。2007年GDP增速14%，税收增速32%。但是2007年没有看到企业的抱怨，主要因为那时的下游行业非常火爆，需求增加了，推升了PPI上涨。而本轮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不一样，是供给推动的。一个是需求推动，一个是供给推动，大家反应截然不同。
为什么中国的PPI会放大税收增速效应？这源自整个增值税税制自身固有的毛病，这个毛病一直没有被讨论和修改。毛病出在中间很多抵扣链条断掉，链条断掉后上游交的税没有在下游作为进项税抵扣掉。
上游税增长了，下游税没有抵扣减少，所以整个税收增长比较快。要破解这个谜题很简单，改增值税的税制。比如金融行业开的增值税发票，企业是不能作为进项税抵掉的，具体比如实体企业向银行借钱所支付的利息，不能作为进项税抵扣，类似的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接下来讨论一下关于未来的减税判断。我对未来减税的判断有两个，一个是真减税，一个假减税。我们来讨论一下哪种减税更可能发生。
真减税很简单，根据财政不可能三角定律，必须减少财政支出。但事实上没有哪个政府部门减少过财政支出，支出减少非常难，财政预算是按部门一块块切下去的。我们不仅是刚性地保基础水平，还要刚性地保支出增长。要减支出，就要落实到减哪个部门的支出。减卫生部门，医院不同意；减教育部门，学校肯定也不同意。减任何一个部门的支出都不可能得到同意。
如果减支出的道路走不通，那么就只能增加发债规模。增加发债规模肯定也不行，因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经很大，加总显性债和隐性债后，很多地方其实已经很难偿还银行利息了，所以不可能通过发债的方式来筹集减税的钱。
此外，如果减税的话，还涉及减谁的税。从我们今天讨论来看，减税只是减某一个税种的税：增值税。但是这个税种的收入是中央和地方各占50%，一旦减税，地方就会减收，那么地方政府会有相应的策略性反应，可能会衍生出更多的问题。
假减税更有可能发生。
第一种方式是结构性减税，重点不在减税，而在结构性。一个税种减下去，另外一个税种涨上来。看一下历年流转税和所得税的占比，基本上流转税的占比在往下走，所得税占比在往上走。继续推进增值税的并档，三档变成两档，或者做一些税率的下调，降低名义企业所得税税率，带来的直接反应就是地方政府会强化征管，把减的部分给补回来，另外则会加速开征新税种的力度和进度，比如房产税的进度会加快。企业税负下降，居民部门的税负就会很快涨上来，结果是好是坏是一个主观判断问题。这就是结构性减税问题。
第二种方式是减税增费。比如说社保的问题。现在都在讨论民营企业的社保负担比较重，但实际上很多民营企业原来都没有按规定交社保，现在的改革方向是要强化社保征管。去年财政给社保贴了一万亿元，这些钱来自向企业的收税。将来社保增加收入后，财政就可以不用继续贴钱了，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减税。这也是一个倒手的过程。
第三种方式是强化垄断。同时达到减税降费是非常难的事情。企业的负担减少，谁的负担增加了？减税降费两个目标如果同时达到了，我最担心的是强化国有企业的垄断。以前是向民营企业收税，减税降费以后，则可能通过上游生产资料价格转移的方式，从民营企业那里收一笔租金过来，国有企业再通过上缴利润的方式交给政府。哪种方式更好？可能交税还好一点点。这类似于两千多年前的盐铁专营，政府通过强化垄断，把税加在价格里，从老百姓那里分配收入。从1984年“利改税”以来，我们是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用税收代替利润上缴；如果再改回去，是“税改利”，结果可能会更差。
再讨论现在是不是减税的好时机。目前的税收增速已经在下降了，从今年2月份到8月份，不管是增值税还是税收增长速度，都在逐渐下降，特别是7-8月份税收增速已经降到10%以下。如果真的减税，会有很多地方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我们回顾历史情形，2016年的数据显示全国税收增速是4.5%，很多地方如山西、黑龙江等地区，开始出现税收负增长。税收正增长的地区没有问题，可以维持本地区收支平衡。税收负增长的地区得靠中央财政进行补充，否则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有些问题更值得讨论，首先是大减税和大改革。我们在当下这个阶段到底应该是大减税还是大改革？这个问题值得讨论。这一轮企业反映特别困难的事情是因为税负重了还是因为经营环境变差了？或者说，给企业减税就能够解决目前的困境吗？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企业的税负变得更重，或者说至少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有很多直接证据表明企业经营环境变差了。并且，减税是一个长期工具，不是用来解决短期波动的工具。假设今天把增值税降下去，两年后政府收入不够，税能再涨回来吗？没人敢做这个事情，税率只要减下去了就不可能再涨上来。现在更应该做的是大改革，破除垄断，给民营企业更多自由，减少环保质检工商的检查，不要限产企业，让民营企业有一些生存的空间。
其次，到底应该改税制还是降税率？降低税率效果很难说。增值税是价外税，名义上本不该影响企业的利润，如果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国有企业受益更多。最后是减支出和提效率。如果减支出，没有哪个部门会同意的。提高财政资金的支出效率，财政部门会有积极性，所以说提效率是相对来说在中国可以做的事情。
最后两句，减税不是税务的权力，减支不是财政的权力，减支涉及到整个政府运行的框架调整，很多政府职能都得减，不是一个部门能做的事情。
张晏：范子英教授对减税会带来什么问题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感谢范教授。下面我们有请封进教授发言。
封进 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学系主任
封进：我发言的主题是：社会保险缴费率下降的空间有多少？2018年7月20日《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要在2019年1月1日实现全国统一的社保征收体制，“为提高社会保险资金征管效率，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在目前民营企业社保缴费不合规现象较为普遍的背景下，税务部门征收后，征缴力度加强，企业用工成本必然上升，由此引发对企业生存压力的担忧。
事实上，早在2000年初我国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就已经开始改革，部分省份的社会保险费改由地方税务部门征收，由此形成社保部门征收和税务部门征收共存的二元格局。到2016年我国企业社保大约2/3的省份由地方税务部门征收，有1/3由社保经办机构征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生唐珏和我利用2000年的改革为自然实验、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做了一个分析，发现社保征收机构从社保部门变更为地方税务部门会使非国有企业缴费率和参保概率分别上升5和7个百分点，而且这一效应在税收征收能力越强的地区作用越明显。证实了税务部门较强的征缴能力有助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和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这一次的改革和2000年相比力度更大，对于做实缴费基础和加强征管的要求更严，因而影响应该更大。在做实缴费基础的同时，降低社保缴费率成为下一步改革需要考虑的问题。
首先，当前实际缴费率和政策缴费率有较大差异，做实缴费基础的同时，适当降低费率对社保基金收入影响并不大。政策缴费率是指政策规定的缴费率。国务院对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保险的缴费率做了原则性规定。以社会保险中缴费率最高的养老保险为例，大多数省份是企业缴费率为20%，个人缴费率为8%。企业以上年度本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员工按照本人缴费工资为基数，不低于本地区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不高于300%。目前有少部分省份企业缴费率低于20%，为广东、浙江、福建和山东四个省份，其中广东省企业缴费率平均为14%、浙江为14%，福建为18%，山东为18%。个人缴费率全国各地区均为8%。
实际缴费率是实际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我们用当年养老基金收入除以参保职工人数，得到人均缴费额，再与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计算得到实际缴费率。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由四部分构成，即缴费收入（约占80%）、政府补贴收入（约占15%）、利息收入（约占3%）和其他收入（约占2%）。
上述计算得到的实际缴费率包含的不仅仅是缴费收入，其实是一个高估的数字。即便用这一高估的实际缴费率，以除新疆和西藏外的全国平均水平看，实际缴费率大约比政策缴费率低6个百分点。绝大部分省份的实际缴费率低于政策缴费率，例如北京约低13个百分点，上海约低8个百分点，重庆约低7个百分点，江苏约低13个百分点。如果进一步扣除政府补贴和利息收入，有较多政府补贴的省份，实际缴费率与政策缴费率之间的差异更大，例如吉林省，未扣除的实际缴费率与政策缴费率接近，若扣除政府不同和利息收入，则实际缴费率比政策缴费率低约8个百分点。宁夏也有类似的情况。
实际缴费率比政策缴费率低的原因，主要是缴费基数不实。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通常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60%甚至更低的比例作为企业和个人的缴费基数，进一步也会少报参保人数，从而使得缴费基数进一步降低，或者直接将本该属于工资的收入排除在工资之外。社保政策的执行服从于地方利益，从提升本地区域竞争力的角度，地方政府会选择放松劳动标准和降低对社会保险的监督力度。另一方面，政策的执行力度也会受财政压力的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财政能力较弱时对社保缴费有较为严格的监督。
社保征收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加强征管，做实缴费基数。若保持现有基金总收入不变，那么全国平均看，可以降低6个百分点的缴费率，这一水平甚至可以冲抵政府补贴和利息收入，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若将目前缴费率已经比较低四个省份排除在外，那么企业和个人缴费率合计为28%的省份，平均而言缴费率可下降5个百分点。鉴于目前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总量上仍有结余，上述估算得到的仍是保守的估计。当然不同地区面临的基金平衡压力不同，可通过中央调剂金制度在地区间再分配。
其次，各地区养老负担不同，缴费率应能体现地区差异。就地区差异而言，实际缴费率是企业、个人、地方政府共同选择的结果，实际缴费率与政策缴费率差异越大的省份，降费的必要性可能是越大的。考察降费空间的另一个依据是基金平衡的压力，这主要和人口的老年赡养率有关，可以用职退比衡量（职工人数：退休人数）。全国平均是2.75名在职工人赡养1名退休人员，不同省份差异很大。广东、北京，福建，山东等东部地区养老保险体系的人口结构比其他省份更为有利。广东省9.28：1；福建4.63：1；北京4.62：1；还有一些中西部省份的老年赡养比相对也比较好，例如贵州3.25：1，河南3.10：1。上海尽管有大量年轻的外来劳动力涌入，但是由于预期寿命的延长，职退比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我们发现养老保险体系中人口比较年轻的省份，其实际缴费率和政策缴费率相差的也越多。这一相关关系表明，在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的省份，降费的空间更大，因而赋予地方政府调整社会保险缴费的责任和权利，有利于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选择最为合适的缴费率。
十九大报告指出，养老保险要尽快实现全国统筹。缴费率体现地区差异的同时，如何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国务院《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明确了将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并于2018年7月1日起实施。调剂金制度为协调地区差异和逐步实现全国统筹提供了可能。
调剂金制度按季度上解下拨。上解时与地方工资水平和参保人数相关，按照各省份职工平均工资的90%和在职应参保人数作为计算上解额的基数，上解比例从3%起步，逐步提高。下拨时按退休人员数量平均拨付，以收定支。既发挥了养老保险基金在养老保险负担较轻的省份和养老保险负担较重的省份调剂的功能，又可保留地区差异。
第三，社保缴费率过高，会影响到企业行为；征缴成本上升，则影响到征缴收入。值得指出的是，缴费基数不实其实与缴费率较高也有关系。我在《经济研究》发表的一篇文章发现缴费率对企业参加社保的积极性有很明显的影响，政策缴费率越低的地区，企业合规参保程度越高，随着政策缴费率提高，缴费收入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按照当时的测算，如果目标是缴费收入最大，养老和医疗企业缴费合计为26%的地区（这一水平是文件规定，养老20%+医疗6%，绝大部分地区按此执行），需要下降4个百分点，即下降到22%。
这表明对企业而言，最合适的缴费率显然不是零，现有一些研究也表明，对员工提供社保可以吸引好的员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但当政策缴费率较高时，企业会采取各种方式规避缴费。税务部门征收后，尽管税务部门更具权威性、有更强的征管能力，但强制性带来的执行成本也势必很高。
有些企业还可能通过改变雇佣关系的性质规避缴费，比如个别企业被曝出将和员工之间的雇佣关系转为和个体从业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这样减少企业的应缴费人数。而个体从业者按照现行《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可以选择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此外，随着就业形态多样性，灵活就业人员增加，这部分人可自愿选择是否参加社保。要吸引更多人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也需将缴费率定于合适的水平。
第四，探索更多的社保基金融资渠道。在养老保险方面，划转国有资本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已经提了很多年。可以进一步考虑在每年上缴的国企红利中拿出一部分进入中央调剂金，增加全国统筹方案下的养老金来源。
2007年，国务院开始强制要求国有企业上缴红利（资源型企业按净利润的10%上缴，一般竞争类企业按净利润的5%上缴，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等暂缓3年上缴）。2011年，上缴比例进一步提升，央企按收取比例具体分为四类：前三类分别上缴税后利润的15%、10%、5%，第四类免缴利润。2012年，中国烟草总公司税后利润征缴比例从15%上升至20%，单独成为一类。2014年，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再次提高5个百分点。国有独资企业应交利润收取比例在现有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即：第一类企业为25%；第二类企业为20%;第三类企业为15%；第四类企业为10%;第五类企业免交。2016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为23157.8亿元，其中只有2167.49亿元（约占净收益的9.4%）以国有资本收益形式上缴至中央和地方政府。
在美国，国有企业需要上缴50%至60%的红利。丹麦、挪威、芬兰和瑞典的国有企业需支付上缴33%至67%的红利。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所上缴的红利平均占到23%。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截至2017年末，中国的国有企业净资产总额为52万亿元（这里所称国有企业，包括中央管理企业、中央部门和单位所属企业以及3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国有金融类企业）。如果按照10%的利润率和10%的红利比例，那么相当于2017年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28万亿元的12%，为降低缴费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张晏：谢谢封进教授。感谢以上四位教授的主旨发言。下面我们热烈欢迎张军教授进行点评。
张军 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我今天尽管很忙，但我觉得晚上来这里还是学到很多，大家的讨论很有深度。我们学院需要有像韦森老师这样摇旗呐喊冲在第一线的教授，也要有后援团，把很基础性的研究做好。
今天讨论的很多问题非常有深度，可以帮助大家来更好地认识税收刚性增长的原因、企业的税收负担以及未来减税的空间到底有多大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媒体上最近一段时间已铺天盖地了。作为复旦的学生和学者，我们需要冷静和客观地来认识这些问题。我们要从研究中发现真相。现在的研究不一定揭示了所有真相，但是至少会有一些线索，可以帮助大家提高对这些问题的认知能力。
因为我不是做税收研究的学者，所以没有给大家做分享。但是今天听下来，我觉得有几点还是蛮有意思的看法：
第一，韦森老师谈到现在企业税负太高，从企业这个角度看税负必须降下来才行。我想这是共识，不过其他几位学者的分享给我们传递的信息要更理性一些。至少告诉我们，在谈减税的时候先要弄清楚几个问题形成的原因。比如，税收刚性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名义GDP增速在下滑，为什么我们的税收增长在我们GDP增速下滑的时候反而继续保持超速的增长？
刚才几位都谈到，这个现象跟我们这几年的PPI（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反弹有关系。在以间接税（主要是增值税）为主的情况下，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反弹的速度越快，按当年价计算的税收收入增长越快，两者表现出高度正相关。
那么，PPI为什么会反弹这么快？刚才范子英教授谈到，这不是因为总需求增长快导致的经济过热引发的，而是因为这几年我们总供给减少造成的。几年来我们坚持供给侧改革，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去产能，压缩过剩产能。去产能主要是把上游产业，比如煤炭、石油、钢材和电解铝等这样一些基础产业的产能大大地压缩，结果使原来供大于求的局面迅速转变成了供小于求的情形。
这个时候，上游的基础产品价格开始快速上升，结果推动了我们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上涨。而宏观经济不好，总需求不足，下游制造业的终端价格却不会上升。由增值税带动的税收超常增长如果确实更多来自于PPI驱动，那么税负应该主要落到了上游产业。而上游产业主要由国有的大型企业和央企主导。
另外，目前税收相对GDP的增长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最快的。增长最快的是2007年经济严重过热的时候，那个时候GDP实际增长在14.1%，名义GDP增长应该在25%以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税收的增长不能都算到下游制造业企业的头上。如果是PPI驱动税收的过快增长，那更多的税收则应由上游的基础产业与国有企业承担的。
第二，我觉得今天杜莉老师、韦森老师还有范子英老师都谈到非税收收入比重过高的问题。从跨国的数据来看，我们的宏观税负虽然也高，只是比美国明显地高。与OECD国家、欧盟国家比，我们的宏观税负并不高。看宏观税负，很难把中国定义成一个高税负的国家。
但是中国是间接税主导的国家，间接税主要来自企业纳税。我们的税收是在中间截一下，没有等水进入池子再去征税。美国是直接税的国家，等收入进了池子再征税，家庭纳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中国都在生产环节征税，企业税负自然比较重。我国税负90%是企业缴纳的，但是在中国纳税的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比重并不高，比如，40%的企业实际上不交企业所得税。在中国纳税的要么就是国有企业，要么是规模以上的企业。
因此，中小企业现在对经济下行和前景的悲观，是不是真的因为税负的原因？绝大多数企业现在唯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关于社保费缴纳的负担过重。任何一个企业，不管规模大小，社保缴费已是刚性的约束。
大家都谈到，非税收入中社保费缴纳是刚性的，这对中小企业影响比较大。针对非税收入这一块，今天听下来，包括封进教授讲到的问题，其实还是有下调的空间。社保费的来源可以更加多样化，国有资产的收益上缴比例还可以提高。更重要的是，封进教授的研究发现，由于企业要为其员工缴纳员工收入20%的社保，导致很多地区实际的缴纳费率远远没有达到政策规定的水平，这说明企业会有相应的对策。如果考虑到企业参与缴纳社保的比率与社保费率之间不一定是线性的关系，可能是二次的关系，那就意味存在着一个最优的社保费率。如果我们下调企业的社保费率，企业负担下降，但企业的参与率会增加，政府的收入不一定下降。这些在政策层面上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研究。
第三，我想谈谈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为什么现在对政府会有这么多的抱怨？为什么对经济有些悲观？除了税负之外，可能还与我们在经济下行期间的政策有关。
很多政策不利于经济复苏，但依然在执行。现在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有很大变化。新的考核版本当中，指标从单任务变成多任务。如果环保不达标，官员升迁就完全没有机会了。每一个官员现在关心的不是GDP，关心的是碳排放会不会超标。为了防止个别企业偷偷地增加排放导致当地碳排放超标进而影响升迁，地方官员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强行关闭那些企业。
现在我到浙江、江苏去调研一些企业，很多企业家都反映了这个问题。甚至有的地方官员为了确保在一段时间里面排放指标能够降低，会强行把很多企业关停三个月、五个月、六个月。这样一搞，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因为环保的问题被政府强行关掉。现在中国经济受到外部的冲击，本身我们也有一个下行的趋势，但是这几年我相信经济下行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受到这样一些政策变化因素的影响。
现在有很多企业都抱怨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没有积极性。很多年以前就有学者讲如果考核地方政府官员不再是GDP，地方政府官员会变得非常官僚主义，企业更难过。在对地方官员追求GDP增长的考核机制中，地方官员与企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现在他们的目标有些对立了。这反映出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存在很大的毛病。
我们企业家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税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两个问题：其一，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经济学家也不知道。在专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企业就会变得比较悲观，不知道该怎么办，信心动摇了。这是悲观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我们治理方式的问题。现在，因为GDP的考核已经弱化了，考核环保，考核精准扶贫，换句话说，要地方官员更注重地方的社会福利的一些指标。经济增长在一段时间内跟社会福利指标不见得是同一个方向。降低GDP指标的权重，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一下子就改变了。
大家知道，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特别是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其实有一种非常默契的政商关系。现在要清理这种政商关系。我们提出说，要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地方官员不能袖手旁观，还不能变成官僚的机构，还是要帮企业发展，但又要保持非常透明的关系。可以想象，大多数官员实际上会出现消极怠工的现象。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民营企业家现在悲观的原因在于他们还不适应这个变革的治理，有一个思维转换的过程。过去喜欢跟地方官员打交道，现在突然发现地方官员疏远你了，不适应。再加上特朗普贸易战，又产生很多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特别需要拿出几个实实在在的例子来鼓励企业家，传递重要的信息，而不是仅仅在会议上说。前几天跟我们校友在聊，他说他搞投资搞PE，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他早些时候投资进去扶持企业，持股比例超过5%。现在企业上市了，证监会说凡是超过5%的股东手上的股份均不可以转让，没有退出的机会。现在经济不好，股价往下跌，投资十年，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赚。如果十年前在上海买房，现在赚太多了。我们现在的政府部门出台这种政策很粗野，甚至都忘记了《企业法》的存在。很多政策出台前完全不考虑法律的存在，这就是在侵权啊！侵犯了企业家的财产权。不能很随意地没有进行市场沟通就单向出台限制交易的政策。现在国家如果就这样的案例进行有针对性地审查，就能使我们的企业家看到政府在动真格，在保护企业家产权，企业家才会对经济有信心。
市场本来有纠错的机制。经济会出问题，但并不可怕，可以让市场去纠错。但现在维稳思维主导，政府官员会过度反应。有点小事情就会过度反应，让市场纠错的机会都没有，让风险能够分摊的机会都没有，政府背上了所有的负担和风险。最后代价就是让企业家认为政府背信弃义。不允许交易财产，投资者就没有兴趣了。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易。PE承担这么大的风险来扶持企业成长，然后上市，最后却连退出的机会也没有。红头文件中有那么多的有关保护企业家产权的条例，但是我们没有具体案例。我觉得要有实实在在的具体案例，让企业家信服国家保护企业家产权的承诺是可信的。否则，目前这种悲观情绪的蔓延是蛮麻烦的。
最后一个，今天大家提到税改，但谈得不多。十八大报告中讲到中国还是要转向直接税。这已经写进去了，但是这五年也没有看到有多大的进展。现在大家盯着房产税。但我觉得光靠一个房产税肯定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关键问题是整个税制怎么转型。转向直接税的好处是：税收是顺周期的。经济不行的时候，税就自动交得少，不会出现税收的刚性增长问题。特别是对公司对企业，盈利下降甚至亏掉了，亏掉就不要交税甚至还有补贴。间接税制度下，增值税跟盈利没有关系，只要开工就要交税，这样对宏观经济来讲，当处在下行周期的时候，其实是雪上加霜而不是雪中送炭。这种转向直接税的改革方向现在既然明确了，那么就要有行动。
作者简介：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杜莉：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范子英：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封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速记整理：刘晓罡/朱雪盈
